明 张岱

张岱
台静农序张岱，字宗子，又字石公，号陶庵，又号蝶庵居士。山阴人，其先世为蜀之剑州人，故《自为墓誌铭》称「蜀人张岱」。宗子的家世，颇为显贵的。高祖天复嘉靖廿六年进士，官至太仆卿；曾祖元汴，隆庆五年状元，官至左諭德侍经筵；祖汝霖，万歷二十三年进士，视学黔中时，得士最多，杨文籩梅豸俱出他的门下，当时黔人谓「三百年来无此提学」；父耀芳，为鲁藩长史司右长史，鲁王好神仙，他却精导引术，君臣之间，甚是契合。（以上俱见《瑯环文集》卷四家传）宗子之能享受那样豪华的生活，如《梦忆》中所写的，正因其生长於这样家庭的关系。
宗子《自为墓誌铭》说生於万歷二十五年丁酉（一五九九），崇禎甲申明亡时，他已四十八岁了。他的死年有两说：邵廷采的《逸民传》，说活到七十多岁，而徐鼐的《小腆记传》补遗说活到八十八岁（一六八四）。大概后说是可靠的，因《蝶庵题象》有「八十一年，穷愁桌犖」之语，（《文集》卷五）这显然不止於七十余了。又康熙十八年（一六七九）开明史馆，毛奇龄以翰林院检討充史馆纂修官，当时寄信给他，要他的明史著作，以作修史的蓝本（《西河全集》书四）。开明史馆这年，他已八十三了，记龄的信可能就写在这一年，也可能在这一年以后。足见说他活到八十八岁，一定有所根据的。
据此知宗子国亡以后，在满清统治下，还作了四十年的逸民。那么，他的生平可以甲申为限，划作两个阶段。在前一段他的生活是极为豪侈，而態度是极为放纵的。《自为墓誌铭》云：「少为紈裤子弟，极爱繁华。好精舍，好美婢，好孌童，好鲜衣，好美食，好骏马，好华灯，好烟火，好梨园，好鼓吹，好古董，好花鸟；兼以茶淫譎謔，书囊诗魔。」这是他真实的自白，而《梦忆》一书中所记的又是更加具体的事实。国亡后的生活，则大大不同了。《墓誌》云：「年至五十，国破家亡，避跡山居。所存者，破床碎几折鼎病琴，与残书数帙，缺砚一方而已。布衣蔬食，常至断炊。」虽然，这样的贫乏在他是甘心的。《遗民传》云：「丙戌后，屏居臥龙山之仙室，短檐危壁，沉淫於明一代纪传，名曰《石匱藏书》，以擬郑思肖之铁函心史也」。《梦忆》自序亦云：「陶庵国破家亡，无所归止，披发入山，骇骇为野人。故旧见之，如毒药猛兽，愕窒不敢与接。作自挽诗，每欲引决，因《石匱书》未成，尚视息人间。然瓶粟屡罄，不能举火。」一向生活於华贵的家庭，而又沉溺於声色狗马之好，一旦国亡，不乞求保全，如钱谦益阮大鋮一类人的行为；只將旧有的一切一切，当作昨夜的一场好梦，独守著一部未完成的明代纪传，寧让人们將他当作毒药，当作猛兽，却没有甚么怨悔。大概一个人能將寂寞与繁华看做没有两样，才能耐寂寞而不热衷，处繁华而不没落，刘越石文文山便是这等人，张宗子又何尝不是这等人？钱谦益阮大鋮享受的生活，张宗子享受过，而张宗子的情操，钱阮辈却没有。
一场热闹的梦，醒过来时，总想將虚幻变为实有。於是而有《梦忆》之作。也许明朝不亡，他不会为珍惜眼前生活而著笔；即使著笔，也许不免铺张豪华，点缀承平，而不会有《梦忆》中的种种境界。至於《梦忆》文章的高处，是无从说出的，如看雪个和瞎尊者的画，总觉水墨滃郁中，有一种悲凉的意味，却又捉摸不著。余澹心的《板桥杂记》，也有同样的手法，但清丽有余，而冷雋沉重不足。
宗子的诗文，是受徐文长的影响，而宗子来得深刻，这因为他是亡国的逸民的关系。文长是宗子曾祖的朋友，家传云：「徐文长以杀后妻下狱，曾祖百计出之，在文长有不能知之者。」当时他的祖父还是小孩子，曾去狱中看文长，「见囊盛所卓械悬壁，戏曰：『此先生无弦琴耶？』文长摩大父顶曰：『齿牙何利！』」这样恶謔，大概对徐文长是合適的，在別人我想可受不了，但於此可以看出他们张家不是道学的家庭。宗子年少时，曾从事搜集过文长的佚文，以所收颇多草率之作，再求王謔庵为之刪削。（见《文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