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五内篇五

申郑子长、孟坚氏不作，而专门之史学衰。陈、范而下，或得或失，粗足名家。至唐人开局设监，整齐晋、隋故事，亦名其书为一史；而学者误承流别，不复辨正其体；于是古人著书之旨，晦而不明。至于辞章家舒其文辞，记诵家精其考核，其于史学，似乎小有所补；而循流忘源，不知大体，用功愈勤，而识解所至，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。郑樵生千载而后，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，而知作者之旨，不徒以词采为文，考据为学也。于是遂欲匡正史迁，益以博雅；贬损班固，讥其因袭；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，运以别识心裁。
盖承通史家风，而自为经纬，成一家言者也。学者少见多怪，不究其发凡起例，绝识旷论，所以斟酌群言，为史学要删；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，裁剪之未定者，纷纷攻击，势若不共戴天。古人复起，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？若夫二十略中，《六书》、《七音》与《昆虫草木》三略，所谓以史翼经，本非断代为书，可以递续不穷者比，诚所谓专门绝业，汉、唐诸儒不可得闻者也。
创条发例，巨制鸿编，即以义类明其家学。其事不能不因一时成书，粗就隐括，原未尝与小学专家，特为一书者，絜长较短；亦未尝欲后之人，守其成说，不稍变通。夫郑氏所振在鸿纲，而末学吹求，则在小节。是何异讥韩、彭名将，不能邹、鲁趋跄；绳伏、孔巨儒，不善作雕虫篆刻耶？
夫史迁绝学，《春秋》之后，一人而已。其范围千古、牢笼百家者，惟创例发凡，卓见绝识，有以追古作者之原，自具《春秋》家学耳。若其事实之失据，去取之未当，议论之未醇，使其生唐、宋而后，未经古人论定；或当日所据石室金匮之藏，及《世本》、《谍记》、《楚汉春秋》之属，不尽亡佚；后之溺文辞而泥考据者，相与锱铢而校，尺寸以绳，不知更作如何掊击也。今之议郑樵者，何以异是？孔子作《春秋》，盖曰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，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。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，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。然夫子所取，不在彼而在此。则史家著述之道，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？自迁、固而后，史家既无别识心裁，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。
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，而缀学之徒，嚣然起而争之。然则充其所论，即一切科举之文词，胥吏之簿籍，其明白无疵，确实有据。转觉贤于迁、固远矣。
虽然，郑君亦不能无过焉。马、班父子传业，终身史官，固无论矣。司马温公《资治通鉴》，前后一十九年，书局自随，自辟僚属，所与讨论，又皆一时名流；故能裁成绝业，为世宗师。郑君区区一身，僻处寒陋，独犯马、班以来所不敢为者而为之，立论高远，实不副名；又不幸而与马端临之《文献通考》，并称于时，而《通考》之疏陋，转不如是之甚。末学肤受，本无定识，从而抑杨其间，妄相拟议，遂与比类纂辑之业，同年而语，而衡短论长，岑楼寸木且有不敌之势焉，岂不诬哉！
答客问上癸巳在杭州，闻戴征君震与吴处士颖芳谈次，痛诋郑君《通志》。其言绝可怪笑，以谓不足深辨，置弗论也。其后学者，颇有皆謷。因假某君叙说，辨明著述源流。自谓习俗浮议，颇有摧陷廓清之功。然其文上溯马、班，下辨《通考》，皆史家要旨，不尽为《通志》发也。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诘难，因作《答客问》三篇。
客有见章子《续通志叙书后》者，问于章子曰：《通志》之不可轻议，则既闻命矣。先生之辨也，文繁而不可杀，其推论所及，进退古人，多不与世之尚论者同科；岂故为抑扬，以佐其辨欤？抑先生别有说欤？夫学者皆称二十二史，著录之家，皆取马、班而下，至于元、明而上，区为正史一门矣。
今先生独谓唐人整齐晋、隋故事，亦名其书为一史，而学者误承流别。不复辨正其体焉。岂晋、隋而下，不得名为一史欤？观其表志成规，纪传定体，与马、班诸史，未始有殊；开局设监，集众修书，亦时势使然耳。求于其实，则一例也。今云学者误承流别。敢问晋、隋而下，其所以与陈、范而上，截然分部者安在？
章子曰：史之大原，本乎《春秋》；《春秋》之义，昭乎笔削。笔削之义，不仅事具始末，文成规矩已也。以夫子“义则窃取”之旨观之，固将纲纪天人，推明大道。所以通古今之变，而成一家之言者，必有详人之所略，异人之所同，重人之所轻，而忽人之所谨，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，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，而后微茫杪忽之际，有以独断于一心。及其书之成也，自然可以参天地面质鬼神，契前修而俟后圣，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。陈、范以来，律以《春秋》之旨，则不敢谓无失矣。然其心裁别识，家学具存；纵使反唇相议，至谓迁书退处士而进奸雄，固书排忠节而饰主阙，要其离合变化，义无旁出，自足名家学而符经旨；初不尽如后代纂类之业，相与效子莫之执中，求乡厚之无刺，侈然自谓超迁轶固也。若夫君臣事迹，官司典章，王者易姓受命，综核前代，纂辑比类，以存一代之旧物，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之业也。
开局设监，集众修书，正当用其义例，守其绳墨，以待后人之论定则可矣，岂所语于专门著作之伦乎？
《易》曰：“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”史才不世出。面对世变易不可常，及时纂辑所闻见，而不用标别家学、决断去取为急务，岂特晋、隋二史为然哉？班氏以前，则有刘向、刘歆、杨雄、贾逵之《史记》；范氏以前，则有刘珍、李尤、蔡邕、卢植、杨彪之《汉记》。其书何尝不遵表志之成规，不用纪传之定体？
然而守先待后之故事，与笔削独断之专家，其功用足以相资，而流别不能相混，则断如也。溯而上之，百国宝书之于《春秋》，《世本》、《国策》之于《史记》，其义犹是耳。
唐后史学绝，而著作无专家。后人不知《春秋》之家学，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，乃与马、班、陈、范诸书，并列正史焉。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式，胥吏之文移，而不可稍有变通矣。间有好学深思之士，能自得师于古人，标一法外之义例，著一独具之心裁，而世之群怪聚骂，指目牵引为言词，譬若猵狙见冠服，不与龁决毁裂，至于尽绝不止也。郑氏《通志》之被谤，凡以此也。
嗟乎！道之不明久矣。《六经》皆史也。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，盖曰：“我欲托之空言，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。”然则典章事实，作者之所不敢忽，盖将即器而明道耳。其书足以明道矣，笾豆之事，则有司存，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。道不明而争于器，实不足而竟于文，其弊与空言制胜、华辩伤理者，相去不能以寸焉，而世之溺者不察也。太史公曰：“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。”当今之世，安得知意之人，而与论作述之旨哉？
答客问中客曰：孔子自谓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”又曰“好古敏以求之。”夏殷之礼，夫子能言，然而无征不信，慨于文献之不足也。今先生谓作者有义旨，而笾豆器数，不为琐琐焉，毋乃悖于夫子之教欤？马氏《通考》之详备，郑氏《通志》之疏舛，三尺童子所知也。先生独取其义旨，而不责其实用，遂欲申郑而屈马，其说不近于偏耶？章子曰：天下之言，各有攸当；经传之言，亦若是而已矣。读古人之书，不能会通其旨，而徒执其疑似之说，以争胜于一隅，则一隅之言。不可胜用也。天下有比次之书，有独断之学，有考索之功，三者各有所主，而不能相通。《六经》之于典籍也，犹天之有日月也。读《书》如无《诗》，读《易》如无《春秋》，虽圣人之籍，不能于一书之中，备数家之攻索也。《易》曰“不可为典要”，而《书》则偏言“辞尚体要”焉；读《诗》不以辞害志，而《春秋》则正以一言定是非焉。向令执龙血鬼车之象，而征粤若稽古之文，托熊蛇鱼旐之梦，以纪春王正月之令，则圣人之业荒，而治经之旨悖矣。若云好古敏求，文献征信，吾不谓往行前言可以灭裂也。多闻而有所择，博学而要于约，其所取者有以自命，而不可概以成说相拘也。大道既隐，诸子争鸣，皆得先王之一端，庄生所谓“耳目口鼻，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”者也。
目察秋毫，而不能见雷霆；耳辨五音，而不能窥泰山。谓耳目之有能有不能，则可矣；谓耳闻目见之不足为雷霆山岳，其可乎？
由汉氏以来，学者以其所得，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，盖不少矣。高明者多独断之学，沉潜者尚考索之功，天下之学术，不能不具此二途。譬犹日昼而月夜，暑夏而寒冬，以之推代而成岁功，则有相需之益；以之自封而立畛域，则有两伤之弊。故马、班史祖，而伏、郑经师，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，亦并行其道而不相为背者也。使伏、郑共注一经，必有牴牾之病；使马、班同修一史，必有矛盾之嫌。以此知专门之学，未有不孤行其意，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，举世非之而不顾。
此史迁之所以必欲传之其人，而班固之所以必待马融受业于其女弟，然后其学始显也。迁书有徐广、裴駰诸家传其业，固书有服虔、应劭诸家传其业；专门之学，口授心传，不啻经师之有章句矣。然则春秋经世之意，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详，绳墨之所不可得而准。而今之学者，凡遇古人独断之著述，于意有不惬，嚣然纷起而攻之，亦见其好议论而不求成功矣。
若夫比次之书，则掌故令史之孔目，簿书记注之成格，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，其用止于备稽检而供采择，初无他奇也。然而独断之学，非是不为取裁；考索之功，非是不为按据。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，嘉禾之不离乎粪土，是以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，不可轻议也。然独断之学，考索之功欲其智，而比次之书欲其愚。亦犹酒可实尊彝，而糟粕不可实尊彝；禾可登簠簋，而粪土不可登簠簋，理至明也。古人云：“言之不文，行之不远。”“文不雅驯，荐绅先生难言之。”为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难以萃合而行远也，于是有比次之法。不名家学，不立识解，以之整齐故事，而待后人之裁定，是则比次欲愚之效也。举而登诸著作之堂，亦自标名为家学，谈何容易邪？且班固之才，可谓至矣。然其与陈宗、尹敏之徒，撰《世诅本纪》与《新市》、《平林》诸列传，不能与《汉书》并立，而必以范蔚宗书为正宗。则集众官修之故事，与专门独断之史裁不相缀属又明矣。
自是以来，源流既失，郑樵无考索之功，而《通志》足以明独渐之学君子于斯有取焉。马贵与无独断之学，而《通考》不足以成比次之功，谓其智既无所取，而愚之为道，又有未尽也，且其就《通典》而多分其门类，取便翻检耳；因史志而裒集其论议，易于折衷耳。此乃经生决科之策括，不敢抒一独碍之见，标一法外之意，而奄然媚世为乡愿，至于古人著书之义旨，不可得闻也。俗学便其类例之易寻，喜其论说之平善，相与翕然交称之，而不知著作源流之无似。此呕哑嘲哳之曲，所以属和万人也。
答客问下客曰：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，则既闻命矣。敢问比次之书，先生拟之糟粕与粪土，何谓邪？
章子曰：斯非贬辞也。有璞而后施雕，有质而后运斤，先后轻重之间，其数易明也。夫子未删之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未定之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，皆先王旧典也。然非夫子之论定，则不可以传之学者矣。李焘谓“左氏将传《春秋》，先聚诸国史记，国别为语，以备《内传》之采摭。”是虽臆度之辞，然古人著书，未有全无所本者。以是知比次之业，不可不议也。比次之道，大约有三：有及时撰集，以待后人之论定者，若刘歆、扬雄之《史记》，班固、陈宗之《汉记》是也；有有志著述，先猎群书，以为薪槱者，若王氏《玉海》，司马《长编》之类是也；有陶冶专家，勒成鸿业者，若迁录仓公技术，固裁刘向《五行》之类是也。夫及时撰集以待论定，则详略去取，精于条理而已。先猎群书，以为薪槱，则辨同考异，慎于覈核而已。陶冶专家，勒成鸿业，则钩玄提要，达于大体而已。比次之业，既有如是之不同；作者之旨，亦有随宜之取辨。而今之学者，以谓天下之道，在乎较量名数之异同，辨别音训之当否，如斯而已矣。是何异观坐井之天，测坳堂之水，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，量四海之波涛，以谓可尽哉？
夫汉帝春秋，年寿也。具于《别录》；臣瓒注。伏生、文翁之名，征于石刻；高祖之作新丰，详于刘记；《西京杂记》孝武之好微行，著于外传。
《汉武故事》而迁、固二书，未见采录，则比次之繁，不妨作者之略也。曹丕让表，详《献帝传》；甄后懿行，盛称《魏书》；哀牢之传，征于计吏：见《论衡》先贤之表，著于黄初。而陈、范二史，不以入编，则比次之私，有待作者之公也。然而经生习业，遂纂典林，辞客探毫，因收韵藻。晚近浇漓之习，取便依检，各为兔园私册，以供陋学之取携；则比次之业，虽欲如糟粕粪土，冀其化朽腐而出神奇，何可得哉？
夫村书俗学，既无良材，则比次之业，难于凭藉者一矣。所征故实，多非本文，而好易字句，漓其本质，以致学者宁习原书，怠窥新录；则比次之业，难于凭藉者二矣。比类相从，本非著作，而汇收故籍，不著所出何书，一似己所独得，使人无从征信；则比次之业，难于凭藉者三矣。传闻异辞，记载别出，不能兼收并录，以待作者之决择，而私作聪明，自定去取；则比次之业，难于凭藉者四矣。图绘之学，不入史裁，金石之文，但征目录，后人考核，征信无从；则比次之业，难于凭藉者五矣。专门之书，已成巨编，不为采录，大凡预防亡逸而听其孤行，渐致湮没；则比次之业，难于凭藉者六矣。拘牵类例，取足成书，不于法律之外，多方购备，以俟作者之辨裁，一目之罗，得鸟无日；则比次之业，难于凭藉者七矣。凡此多端，并是古人未及周详，而后学尤所未悉。苟有志于三月聚粮，则讲习何可不豫？而一世之士，不知度德量力，咸嚣嚣以作者自命，不肯为是筌蹄嚆矢之功程，刘歆所谓“挟恐见破之私意，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”者也，术业如何得当？而著作之道，何由得正乎？
答问或问：前人之文辞，可改窜为己作欤？答曰：何为而不可也！古者以文为公器，前人之辞如已尽，后人述而不必作也。赋诗断章，不啻若自其口出也。重在所以为文辞，而不重文辞也。苟得其意之所以然，不必有所改窜，而前人文辞与己无异也。无其意而求合于文辞，则虽字句毫无所犯，而阴仿前人之所云，君子鄙之曰窃矣。或曰：陈琳为曹洪报魏太子，讳言陈琳为辞。丁敬礼求曹子建润色其文，则曰后世谁知定吾文者。唐韩氏云：“惟古于文必己出，降而不能乃剽窃。”古人必欲文辞自己擅也，岂曰重其意而已哉？
答曰：文人之文，与著述之文，不可同日语也。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，假文辞以达之而已。譬如庙堂行礼，必用锦绅玉佩，彼行礼者，不问绅佩之所成，著述之文是也。锦工玉工，未尝习礼，惟藉制锦攻玉以称功，而冒他工所成为己制，则人皆以为窃矣，文人之文是也。故以文人之见解，而议著述之文辞，如以锦工玉工，议庙堂之礼典也。或曰：古人辞命草创，加以修润，后世诗文，亦有一字之师；如所重在意，而辞非所计，譬如庙堂行礼，虽不计其绅佩，而绅佩敝裂，不中制度，亦岂可行耶？答曰：此就文论文，别自为一道也。就文论文，先师有辞达之训，曾子有鄙悖之戒；圣门设科，文学言语并存，说辞亦贵有善为者；古人文辞，未尝不求工也。而非所论于此疆彼界，争论文必己出，以矜私耳。自魏、晋以还，论文亦自有专家矣。
乐府改旧什之铿锵，《文选》裁前人之篇什，并主声情色采，非同著述科也。《会昌制集》之序，郑亚削义山之腴、元和《月蚀》之歌，韩公擢玉川之怪；或存原款以归其人，或改标题以入己集。虽论文未技，有精焉者，所得既深，亦不复较量于彼我字句之琐也。或曰：昔者乐广善言，而挚虞妙笔，乐谈挚不能对，挚笔乐不能复，人各有偏长矣。然则有能言而不能文者，不妨藉人为操笔邪？答曰：潘岳亦为乐广撰让表矣，必得广之辞旨，而后次为名笔，史亦未尝不两称之。两汉以下，人少兼长，优学而或歉于辞，善文而或疏于记。以至学问之中，又有偏擅，文辞一道，又有专长。本可交助为功，而世多交讥互诋，是以大道终不可得而见也。文辞末也，苟去封畛而集专长，犹有卓然之不朽，而况由学问而进求古人之大体乎？然而自古至今，无其人焉，是无可如何者也。
或曰：诚如子言，文章学问，可以互托。苟有黠者，本无所长，而谬为公义，以滥竽其中，将何以辨之？答曰：千钧之鼎，两人举之，不能胜五百钩者，仆且蹶矣。李广入程不识之军，而旗旌壁垒，为之一新。才智苟逊于程，一军乱矣。富人远出，不持一钱，有所需而称贷，人争与之，他人不能者何也？惟富于钱，而后可以贷人之钱也。故文学苟志于公，彼无实者，不能冒也。
或曰：前人之文，不能尽善，后人从而点窜以示法，亦可为之欤？答曰：难言之矣。著述改窜前人，其意别有所主，故无伤也。论文改窜前人，文心不同，亦如人面，未可以己所见，遽谓胜前人也。刘氏《史通》，著《点烦》之篇矣。左、马以降，并有涂改，人或讥其知史不知文也。然刘氏有所为而为之，得失犹可互见；若夫专事论文，则宜慎矣。今古聪敏智慧，亦自难穷，今人所见，未必尽不如古。大约无心偶会，则收点金之功；有意更张，必多画墁之诮。盖论文贵于天机自呈，不欲人事为穿凿耳。
或问：近世如方苞氏，删改唐、宋大家，亦有补欤？夫方氏不过文人，所得本不甚深，况又加以私心胜气，非徒无补于文，而反开后生小子无忌惮之渐也。
小慧私智，一知半解，未必不可攻古人之间，拾前人之遗；此论于学术，则可附于不贤识小之例，存其说以备后人之采择可也。若论于文辞，则无关大义，皆可置而不论。即人心不同如面，不必强齐之意也。果于是非得失，后人既有所见，自不容默矣，必也出之如不得已，详审至再而后为之。如国家之议旧章，名臣之策利弊，非有显然什百之相悬，宁守旧而毋妄更张矣。苟非深知此意，而轻议古人，是庸妄之尤，即未必无尺寸之得，而不足偿其寻丈之失也。方氏删改大家，有必不得已者乎？有是非得失，显然什百相悬者乎？有如国家之议旧章，名臣之策利弊，宁守旧而毋妄更张之本意者乎？在方氏亦不敢自谓然也。然则私心胜气，求胜古人，此方氏之所以终不至古人也。凡能与古为化者，必先于古人绳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。盖非信之专而守之笃，则入古不深，不深则不能化。譬如人于朋友，能全管、鲍通财之义，非严一介取与之节者，必不能也。故学古而不敢曲泥乎古，乃服古而谨严之至，非轻古也。方氏不知古人之意，而惟徇于文辞；且所得于文辞者，本不甚深，其私智小慧，又适足窥见古人之当然，而不知其有所不尽然，宜其奋笔改窜之易易也。古文公式古文体制源流，初学入门，当首辨也。苏子瞻《表忠观碑》，全录赵抃\奏议，文无增损，其下即缀铭诗。此乃汉碑常例，见于金石诸书者，不可胜载，即唐、宋八家文中，如柳子厚《寿州安丰孝门碑》，亦用其例，本不足奇。王介甫诧谓是学《史记》储侯王年表，真学究之言也。李耆卿谓其文学《汉书》，亦全不可解。此极是寻常耳目中事，诸公何至怪怪奇奇，看成骨董？且如近日市井乡闾，如有利弊得失，公议兴禁，请官约法，立碑垂久，其碑即刻官府文书告谕原文，毋庸增损字句，亦古法也。岂介甫诸人，于此等碑刻犹未见耶？当日王氏门客之訾摘骇怪，更不值一笑矣。
以文辞而论，赵清献请修表忠观原奏，未必如苏氏碑文之古雅。史家记事记言，因袭成文，原有点审涂改之法。苏氏此碑，虽似钞缮成文，实费经营裁制也。
第文辞可以点窜，而制度则必从时。此碑篇首“臣抃\言”三字，篇末“制曰可”三字，恐非宋时奏议上陈、诏旨下达之体，而苏氏意中，揣摩《秦本纪》“丞相臣斯昧死言”及“制曰可”等语太熟，则不免如刘知几之所讥，貌同而心异也。余昔修《和州志》，有《乙亥义烈传》，专记明末崇祯八年闯贼攻破和州，官吏绅民男妇殉难之事。用纪事本末之例，以事为经，以人为纬，详悉具载。而州中是非哄起。盖因闯贼怒拒守而屠城，被屠者之子孙，归咎于创议守城者陷害满城生命，又有著论指斥守城者部署非法，以致城陷；甚至有诬创议守城者缒城欲逃，为贼擒杀，并非真殉难者。余搜得凤阳巡抚朱大典奏报和州失陷，官绅殉难情节，乃据江防州同申报，转据同在围城逃脱难民口述亲目所见情事，官绅忠烈，均不可诬。余因全录奏报，以为是篇之序。中间文字点窜，甚有佳处。然篇首必云：“崇祯九年二月日，巡抚凤阳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朱大典谨奏，为和城陷贼，官绅殉难堪怜，乞赐旌表，以彰义烈事。”其篇末云：“奉旨，览奏悯恻，该部察例施行。”此实当时奏陈诏报式也。或谓中间奏文，既已删改古雅，其前后似可一例润色。余谓奏文辞句，并无一定体式，故可点窜古雅，不碍事理。前后自是当时公式，岂可以秦、汉之衣冠，绘明人之图像耶？苏氏《表忠观碑》，前人不知，而相与骇怪，自是前人不学之过。苏氏之文，本无可议。至人相习而不以为怪，其实不可通者，惟前后不遵公式之六字耳。夫文辞不察义例，而惟以古雅为徇，则“臣抃\言”三字，何如“岳曰於”三字更古？“制曰可”三字，何如“帝曰俞”三字更古？舍唐、虞而法秦、汉，未见其能好古也。
汪钝翁撰《睢州汤烈妇旌门颂序》，首录巡按御史奏报，本属常例，无可訾，亦无足矜也。但汪氏不知文用古法，而公式必遵时制，秦、汉奏报之式，不可以改今文也。篇首著监察御史臣粹然言，此又读《表忠观碑》“臣抃\言”三字太熟，而不知苏氏已非法也。近代章奏，篇首叙衔，无不称姓，亦公式也！粹然何姓，汪氏岂可因摩古而删之？且近代章奏，衔名之下，必书谨奏，无称言者。一语仅四字，而两违公式，不知何以为古文辞也！妇人有名者称名，无名者称姓，曰张曰李可也。近代官府文书，民间词状，往往舍姓而空称曰氏，甚至有称为该氏者，诚瞩俚俗不典；然令无明文，胥吏苟有知识，仍称为张为李，官所不禁，则犹是通融之文法也。汪氏于一定不易之公式，则故改为秦、汉古款，已是貌同而心异矣。至于正俗通行之称谓，则又偏舍正而徇俗，何颠倒之甚耶？结句又云“臣谨昧死以闻”，亦非今制。汪氏平日以古文辞高自矜诩，而庸陋如此，何耶？汪之序文，于臣粹然言句下，直起云“睢州诸生汤某妻赵氏，值明末李自成之乱”云云，是亦未善。
当云“故明睢州诸主汤某妻赵氏，值李自成之乱”，于辞为顺。盖突起似现在之人，下句补出值明末李自成，文气亦近滞也。学文者。当于此等留意辨之。
古文十弊余论古文辞义例，自与知好诸君书，凡数十通；笔为论著，又有《文德》、《文理》、《质性》、《黠陋》、《俗嫌》、《俗忌》诸篇，亦详哉其言之矣。
然多论古人，鲜及近世。兹见近日作者，所有言论与其撰著，颇有不安于心，因取最浅近者，条为十通，思与同志诸君相为讲明，若他篇所已及者不复述，览者可互见焉。此不足以尽文之隐，然一隅三反，亦庶几其近之矣。一曰，凡为古文辞者，必先识古人大体，而文辞工拙，又其次焉。不知大体，则胸中是非，不可以凭，其所论次，未必俱当事理。而事理本无病者，彼反见为不然而补救之，则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矣。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，请大兴朱先生作志。叙其母之节孝。则谓乃祖衰年病废卧床，溲便无时，家无次丁，乃母不避秽亵，躬亲薰濯。其事既已美矣。又述乃祖于时蹙然不安，乃母肃然对曰：“妇年五十，今事八十老翁，何嫌何疑？”呜呼！母行可嘉，而子文不肖甚矣。本无芥蒂，何有嫌疑？节母既明大义，定知无是言也。此公无故自生嫌疑，特添注以斡旋其事，方自以谓得体，而不知适如冰雪肌肤，剜成疮痏，不免愈濯愈痕瘢矣。人苟不解文辞，如遇此等，但须据事直书，不可无故妄加雕饰；妄加雕饰，谓之剜肉为疮，此文人之通弊也。
二曰，《春秋》书内不讳小恶。岁寒知松柏之后雕，然则欲表松柏之贞，必明霜雪之厉，理势之必然也。自世多嫌忌，将表松柏，而又恐霜雪怀惭，则触手皆荆棘矣。但大恶讳，小恶不讳，《春秋》之书内事，自有其权衡也。
江南旧家，辑有宗谱。有群从先世为子聘某氏女，后以道远家贫，力不能婚，恐失婚时，伪报子殇，俾女别聘。其女遂不食死，不知其子故在。是于守贞殉烈，两无所处。而女之行事，实不愧于贞烈，不忍泯也。据事直书，于翁诚不能无歉然矣。第《周官》媒氏禁嫁殇，是女本无死法也。《曾子问》，娶女有日，而其父母死，使人致命女氏。注谓恐失人嘉会之时，是古有辞昏之礼也。今制，婿远游，三年无闻，听妇告官别嫁，是律有远绝离昏之条也。
是则某翁诡托子殇，比例原情，尚不足为大恶而必须讳也。而其族人动色相戒，必不容于直书，则匿其辞曰：“书报幼子之殇，而女家误闻以为婿也。”夫千万里外，无故报幼子殇，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，明者知其无是理也。则文章病矣。人非圣人，安能无失？古人叙一人之行事，尚不嫌于得失互见也；今叙一人之事，而欲顾其上下左右前后之人，皆无小疵，难矣。是之谓八面求圆，又文人之通弊也。
三曰，文欲如其事，未闻事欲如其人者也。尝见名士为人撰志，其人盖有朋友气谊，志文乃仿韩昌黎之志柳州也，一步一趋，惟恐其或失也。中间感叹世情反复，已觉无病费呻吟矣。末叙丧费出于贵人，及内亲竭劳其事。
询之其家，则贵人赠赙稍厚，非能任丧费也。而内亲则仅一临穴而已，亦并未任其事也。且其子俱长成，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，必待人为经理者也。诘其何为失实至此，则曰：仿韩志柳墓终篇有云：“归葬费出观察使裴君行立，又舅弟卢遵，既葬子厚，又将经纪其家。”附纪二人，文情深厚，今志欲似之耳。余尝举以语人，人多笑之。不知临文摹古，迁就重轻，又往往似之矣。
是之谓削趾适屦，又文人之通弊也。
四曰，仁智为圣，夫子不敢自居。瑚琏名器，子贡安能自定。称人之善，尚恐不得其实；自作品题，岂宜夸耀成风耶？尝见名士为人作传，自云吾乡学者，鲜知根本，惟余与某甲，为功于经术耳。所谓某甲，固有时名，亦未见必长经术也。作者乃欲援附为名，高自标榜，恧矣！又有江湖游士，以诗著名，实亦未足副也。然有名实远出其人下者，为人作诗集序，述人请序之言曰：“君与某甲齐名，某甲既已弃言，君乌得无题品？”夫齐名本无其说，则请者必无是言，而自诩齐名，借人炫己，颜颊不复知忸怩矣！且经援服、郑，诗攀李、杜，犹曰高山景仰；若某甲之经，某甲之诗，本非可恃，而犹藉为名，是之谓私署头衔，又文人之通弊也。
五曰，物以少为贵，人亦宜然也。天下皆圣贤，孔、孟亦弗尊尚矣。清言自可破俗，然在典午，则滔滔皆是也。前人讥《晋书》列传同于小说，正以采掇清言，多而少择也。立朝风节，强项敢言，前史侈为美谈。明中叶后，门户朋党，声气相激，谁非敢言之士？观人于此，君子必有辨矣。不得因其强项申威，便标风烈，理固然也。我宪皇帝澄清吏治，裁革陋规，整饬官方，惩治贪墨，实为千载一时。彼时居官，大法小廉，殆成风俗，贪冒之徒，莫不望风革面，时势然也。
今观传志碑状之文，叙雍正年府州县官，盛称杜绝馈遗，搜除积弊，清苦自守，革除例外供支，其文洵不愧于循吏传矣。不知彼时逼于功令，不得不然，千万人之所同，不足以为盛节。岂可见阉寺而颂其不好色哉？山居而贵薪木，涉水而宝鱼虾，人知无是理也；而称人者乃独不然，是之谓不达时势，又文人之通弊也。六曰，史既成家，文存互见，有如《管晏列传》，而勋详于《齐世家》，张耳分题，而事总于《陈余传》；非惟命意有殊，抑亦详略之体所宜然也。
若夫文集之中，单行传记，凡遇牵联所及，更无互著之篇，势必加详，亦其理也。但必权其事理，足以副乎其人，乃不病其繁重尔。如唐平淮西，《韩碑》归功裴室，可谓当矣。后中谗毁，改命于段文昌，千古为之叹惜。但文昌徇于李愬，愬功本不可没，其失犹未甚也。假令当日无名偏裨，不关得失之人，身后表阡，侈陈淮西功绩，则无是理矣。朱先生尝为故编修蒋君撰志，中叙国家前后平定准回要略，则以蒋君总修方略，独立勤劳，书成身死，而不得叙功故也。然志文雅健，学者慕之。后见某中书舍人死，有为作家传者，全袭《蒋志》原文，盖其人尝任分纂数月，于例得列衔名者耳，其实于书未寓目也。是与无名偏裨居淮西功，又何以异？而文人喜于摭事，几等军吏攘功，何可训也？是之谓同里铭旌。昔有夸夫，终身未膺一命，好袭头衔，将死，遍召所知，筹计铭旌题字。或徇其意，假藉例封待赠修职登仕诸阶，彼皆掉头不悦。最后有善谐者，取其乡之贵显，大书勋阶师保殿阁部院某国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柩，人传为笑。故凡无端而影附者，谓之同里铭旌，不谓文人亦效之也。是又文人之通弊也。
七曰，陈平佐汉，志见社肉，李斯亡秦，兆端厕鼠。推微知著，固相士之玄机；搜间传神，亦文家之妙用也。但必得其神志所在，则如图画名家，颊上妙于增毫；苟徒慕前人文辞之佳，强寻猥琐，以求其似，则如见桃花而有悟，遂取桃花作饭，其中岂复有神妙哉？又近来学者，喜求征实，每见残碑断石，余文剩字，不关于正义者，往往藉以考古制度，补史缺遗，斯固善矣；因是行文，贪多务得，明知赘余非要，却为有益后世，推求不惮辞费。
是不特文无体要，抑思居今世而欲备后世考征，正如董泽矢材，可胜暨乎？
夫传人者文如其人，述事者文如其事，足矣。其或有关考征，要必本质所具；即或闲情逸出，正为阿堵传神。不此之务，但知市菜求增，是之谓画蛇添足，又文人之通弊也。
八曰，文人固能文矣，文人所书之人，不必尽能文也。叙事之文，作者之言也，为文为质，惟其所欲，斯如其事而已矣。记言之文，则非作者之言也。为文为质，期于适如其人之言，非作者所能自主也。贞烈妇女，明诗习礼，固有之矣。其有未尝学问，或出乡曲委巷，甚至佣妪鬻婢，贞节孝义，皆出天性之优；是其质虽不愧古人，文则难期于儒雅也。每见此等传记，述其言辞，原本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出入《毛诗》、《内则》，刘向之《传》，曹昭之《诫》，不啻自其口出，可谓文矣。抑思善相夫者，何必尽识鹿车鸿案；善教子者，岂皆熟记画获丸熊；自文人胸有成竹，遂致闺修，皆如板印。
与其文而失实，何如质以传真也？由是推之，名将起于卒伍，义侠或奋闾阎；言辞不必经生，记述贵于宛肖。而世有作者，于斯多不致思，是之谓优伶演剧。
盖优伶歌曲，虽耕氓役隶，矢口皆叶宫商，是以谓之戏也。而记传之笔，从而效之，又文人之通弊也。九曰，古人文成法立，未尝有定格也。传人适如其人，述事适如其事，无定之中，有一定焉。知其意者，旦暮遇之；不知其意，袭其形貌，神弗肖也。往余撰和州故给事《成性志传》，性以建言著称，故采录其奏议。然性少遭乱离，全家被害，追悼先世，每见文辞。而《猛省》之篇尤沉痛，可以教孝，故于终篇全录其文。其乡有知名士赏余文曰：“前载如许奏章，若无《猛省》之篇，譬如行船，鹢首重而舵楼轻矣。今此婪尾，可谓善谋篇也。”余戏诘云：设成君本无此篇，此船终不行耶？盖塾师讲授《四书》文义，谓之时文，必有法度以合程式；而法度难以空言，则往往取譬以示蒙学。拟于房室，则有所谓间架结构；拟于身体，则有所谓眉目筋节；拟于绘画，则有所谓点睛添毫；拟于形家，则有所谓来龙结穴；随时取譬。然为初学示法，亦自不得不然，无庸责也。惟时文结习，深锢肠腑，进窥一切古书古文，皆此时文见解，动操塾师启蒙议论，则如用象棋抨布围棋子，必不合矣。是之谓井底天文，又文人之通弊也。
十曰，时文可以评选，古文经世之业，不可以评选也。前人业评选之，则亦就文论文可耳。但评选之人，多非深知古文之人。夫古人之书，今不尽传，其文见于史传；评选之家多从史传采录。而史传之例，往往删节原文，以就隐括，故于文体所具，不尽全也。评选之家不察其故，误谓原文如是，又从而为之辞焉。
于引端不具，而截中径起者，诩谓发轫之离奇；于刊削余文，而遽入正传者，诧为篇终之崭峭。于是好奇而寡识者，转相叹赏，刻意追摹，殆如左氏所云：“非子之求，而蒲之觅矣。”有明中叶以来，一种不情不理自命为古文者，起不知所自来，收不知所自往，专以此等出人思议，夸为奇特，于是坦荡之涂，生荆棘矣。
夫文章变化，侔于鬼神，斗然而来、戛然而止，何尝无此景象？何尝不为奇特？但如山之岩峭，水之波澜，气积势盛，发于自然；必欲作而致之，无是理矣。文人好奇，易于受惑，是之谓误学邯郸，又文人之通弊也。
浙东学术浙东之学，虽出婺源，然自三袁之流，多宗江西陆氏，而通经服古，绝不空言德性，故不悖于朱子之教，至阳明王子，揭孟子之良知，复与朱子抵牾；蕺山刘氏，本良知而发明慎独，与朱子不合，亦不相诋也。梨洲黄氏，出蕺山刘氏之门，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；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，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。惟西河毛氏，发明良知之学，颇有所得；而门户之见，不免攻之太过，虽浙东人亦不甚以为然也。
世推顾亭林丘为开国儒宗，然自是浙西之学。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，出于浙东，虽与顾氏并峙，而上宗王、刘，下开二万，较之顾氏，源远而流长矣。顾氏宗朱，而黄氏宗陆。盖非讲学专家，各持门户之见者，故互相推服，而不相非诋。学者不可无宗主，而必不可有门户，故浙东、浙西，道并行而不悖也。浙东贵专家，浙西尚博雅，各因其习而习也。天人性命之学，不可以空言讲也。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，而为经世之书。儒者欲尊德性，而空言义理以为功，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。夫子曰：“我欲托之空言，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”此《春秋》之所以经世也。圣如孔子，言为天铎，犹且不以空言制胜，况他人乎？故善言天人性命，未有不切于人事者。三代学术，知有史而不知有经，切人事也。后人贵经术，以其即三代之史耳。近儒谈经，似于人事之外，别有所谓义理矣。
浙东之学，言性命者必究于史，此其所以卓也。
朱陆异同，干戈门户，千古桎梏之府，亦千古荆棘之林也。究其所以纷论，则惟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。知史学之本于《春秋》，知《春秋》之将以经世，则知性命无可空言，而讲学者必有事事，不特无门户可持，亦且无以持门户矣。浙东之学，虽源流不异，而所遇不同。故其见于世者，阳明得之为事功，蕺山得之为节义，梨洲得之为隐逸，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。授受虽出于一，而面目迥殊，以其各有事事故也。彼不事所事，而但空言德性，空言问学，则黄茅白苇、极面目雷同，不得不殊门户，以为自见地耳。
故惟陋儒则争门户也。或问事功气节，果可与著述相提并论乎？曰：史学所以经世，固非空言著述也。且如六经，同出于孔子，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《春秋》，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。后之言著述者，舍今而求古，舍人事而言性天，则吾不得而知之矣。学者不知斯义，不足言史学也。整辑排比，谓之史纂，参互搜讨，谓之史考；皆非史学。
妇学《周官》有女祝女史，汉制有内起居注，妇人之于文字，于古盖有所用之矣。妇学之名，见于《天宫》内职，德言容功，所该者广，非如后世只以文艺为学也。然《易》训正位乎内，《礼》职妇功丝枲，《春秋传》称赋事献功，《小雅》篇言酒食是议，则妇人职业，亦约略可知矣。男子弧矢，女子碔砆，自有分别。
至于典礼文辞，男妇皆所服习，盖后妃、夫人、内子、命妇，于宾享丧祭，皆有礼文，非学不可。
妇学之目，德言容功。郑注：“言为辞令。”自非娴于经礼，习于文章，不足为学。乃知诵《诗》习《礼》，古之妇学，略亚丈夫。后世妇女之文，虽稍偏于华采，要其渊源所自，宜知有所受也。
妇学掌于九嫔，教法行乎宫壶；内而臣采，外及侯封，六典未详，自可例测。《葛覃》师氏，著于风诗；侯封妇学。婉娩姆教，垂于《内则》。卿士大夫。
历览《春秋》内外诸传，诸侯夫人，大夫内子，并能称文道故，斐然有章。若乃盈满之祥，邓曼详推于天道；利贞之义，穆姜精解于干元。鲁穆伯之令妻，典言垂训；齐司徒之内主，有礼加封。士师考终牖下，妻有诔文；国殇魂返沙场，嫠辞郊吊。以致泉水毖流，委宛赋怀归之什；燕飞上下，凄凉送归媵之诗。凡斯经礼典法，文采风流，与名卿大夫有何殊别？然皆因事牵联，偶见载籍，非特著也。若出后代，史必专篇，类征列女，则如曹昭、蔡琰故事，其为裔皇彪炳，当十倍于刘、范之书矣。是知妇学亦自后世失传，三代之隆，并与男子仪文，率由故事，初不为矜异也。不学之人，以溱、洧诸诗，为淫者自述。因谓古之孺妇，矢口成章，胜于后之文人。不知万无此理，详辨其说于后，此处未暇论也。但妇学则古实有之，惟行子卿士大夫，而非齐民妇女皆知学耳。
春秋以降，官师分职，学不守于职司，文字流为著述。古无私门著述，说详《校雠通义》。丈夫之秀异者，咸以性情所近，撰述名家。此指战国先秦诸子家言，以及西京以还经史专门之业。至于降为辞章，亦以才美所优，标著文采。此指西汉元、成而后及东京而下诸人诗文集。而妇女之奇慧殊能，钟于闲气，亦遂得以文辞偏著，而为今古之所称，则亦时势使然而已。然汉廷儒术之盛，班固以谓利禄之途使然。盖功令所崇，贤才争奋，士之学业，等于农夫治田，固其理也。
妇人文字，非其职业，间有擅者，出于天性之优，非有争于风气，骛于声名者也。好名之习，起于中晚主人。古人虽有好名之病，不区区于文艺间也。丈夫而好文名，已为识者所鄙；妇女而骛声名，则非阴类矣。
唐山《房中》之歌，班姬《长信》之赋，《风》、《雅》正变，《雅》指《房中》，《风》指《长信》。起于宫闱，事关国故，史策载之。其余篇什寥寥，传者盖寡，《艺文》所录，约略可以观矣。若夫乐府流传，声诗则效，《木兰》征戍，《孔雀》乖离，以及《陌上》采桑之篇，山下蘼芜之什，四时《白纻》，《子夜》芳香，其声啴以缓，其节柔以靡；则自两汉古辞，皆无名氏。讫于六朝杂拟，并是骚客拟辞，思人寄兴；情虽托于儿女，义实本于风人。故其辞多骀宕，不以男女酬答为嫌也。如《陌上桑》、《羽林郎》之类，虽以贞沽自许，然幽闲女子，岂喋喋与狂且争口舌哉。出于拟作，佳矣。至于闺房篇什，间有所传，其人无论贞淫，而措语俱有边幅。文君，淫奔人也，而《白头》止讽相如；蔡琰，失节妇也，而钞书恳辞十吏。其他安常处顺，及以贞节著者，凡有篇章，莫不静如止水，穆若清风；虽文藻出于天娴，而范思不逾阃外。此则妇学虽异于古，亦不悖于教化者也。
《国风》男女之辞，皆出诗人所拟；以汉、魏、六朝篇什证之，更无可疑。古今一理，不应古人儿女，矢口成章。后世学士，力追而终不逮也。譬之男优，饰静女以登场，终不似闺房之雅索也。昧者不知斯理，妄谓古人虽儿女子，亦能矢口成章，因谓妇女宜于凤雅；是犹见优伶登场演古人事，妄疑古人动止，必先歌曲也。优伶演古人故事，其歌曲之文，正如史传中夹论赞体。盖有意中之言，决非出于口者，亦有旁观之见，断不出本人者，曲文皆所不避。故君子有时涉于自赞，宵小有时或至自嘲，俾观者如读史传，而兼得咏叹之意。体应如是，不为嫌也。如使真出君子小人之口，无是理矣。《国风》男女之辞，与古人拟男女辞，正当作如是观。如谓真出男女之口，毋论淫者万无如此自暴，即贞者亦万无如此自亵也。
昔者班氏《汉书》，未成而卒，诏其女弟曹昭，躬就东观，踵而成之。于是公卿大臣，执贽请业，大儒马融，从受《汉书》句读。可谓扩千古之所无矣。然专门绝学，家有渊源，书不尽言，非其人即无所受尔。又苻秦初建学校，广置博士经师，《五经》粗备，而《周官》失传。博士上奏，太常韦逞之母宋氏，家传《周官》音义；诏即其家讲堂，置生员百二十人，隔绛帏而受业，赐宋氏爵号为宣文君，此亦扩千古之所无矣。然彼时文献，盛于江左；苻氏割据山东，遗经绝业，幸存世学家女，非名公卿所能强与闻也。此二母者，并是以妇人身行丈夫事。盖传经述史，天人道法所关，恐共湮没失传，世主不得不破格而崇礼；非谓才华炫耀，惊流俗也。即如靖边之有谯洗夫人，佐命之有平阳柴主，亦千古所罕矣；一则特开幕府，辟署官属，一则羽葆鼓吹，虎贲班剑。以为隋、唐之主措置非宜，固属不可；必欲天下妇人以是为法，非惟不可，亦无是理也。
晋人崇尚玄风，任情作达，丈夫则糟粕六艺，妇女亦雅尚清言。步障解围之谈，新妇参军之戏，虽大节未失，而名教荡然。论者以十六国分裂，生灵涂炭，转咎清谈之灭礼教，诚探本之论也。王、谢大家，虽愆礼法，然其清言名理，会心甚遥；既习儒风，亦畅玄旨；方于士学，如中行之失，流为狂简者耳。近于异端，非近于娼优也。非仅能调五言七字，自诩过于四德三从者也。若其绮旎风光，寒温酬答，描摩纤曲，刻画形似，脂粉增其润色，标榜饰其虚声；晋人虽曰虚诞，如其见此，挈妻子而逃矣。
王、谢大家，虽愆礼法，然实读书知学，故意思深远。非如才子佳人，一味浅俗好名者比也。
唐、宋以还，妇才之可见者，不过春闺秋怨，花草荣调，短什小篇，传其高秀。间有别出著作，如宋尚宫之《女论语》，侯郑氏之《女孝经》虽才识不免迂陋，欲作女训，不知学曹大家《女诚》之礼，而妄拟圣经，等于《七林》设问，子虚乌有。而趋向尚近雅正。艺林称述，恕其志足嘉尔。此皆古人妇学失传，故有志者，所成不过如此。李易安之金石编摩，管道升之书画精妙，后世亦鲜有其俪矣。然琳琅款识，惟资对勘于湖州；笔墨精能，亦藉观摩于承旨。未闻宰相子妇，得偕三舍论文；李易安与赵明诚集《金石录》，明诚方在太学，故云尔。翰林夫人，可共九卿挥麈。盖文章虽曰公器，而男子实千古大防，凛然名义纲常，何可诬耶？
盖自唐、宋以讫前明，国制不废女乐。公卿入直，则有翠袖薰炉；官司供张，每见红裙侑酒。梧桐金井，驿亭有秋感之缘；兰麝天香，曲江有春明之誓。见于纪载，盖亦详矣。又前朝虐政，凡缙绅籍没，波及妻孥，以致诗礼大家，多沦北里。其有妙兼色艺，慧擅声诗，都士大夫，从而酬唱。大抵情绵春草，思远秋枫；投赠类于交游，殷勤通于燕婉；诗情阔达，不复嫌疑，闺阁之篇，鼓钟阃外，其道固当然耳。且如声诗盛于三唐，而女子传篇亦寡。
今就一代计之，篇什最富，莫如李冶、薛涛、鱼玄机三人，其他莫能并焉。
是知女冠坊妓，多文因酬接之繁，礼法名门，篇简自非仪之诫，此亦其明征矣。
夫倾城名妓，屡接名流，酬答诗章，其命意也，兼具夫妻朋友，可谓善藉辞矣。而古人思君怀友，多托男女殷情。若诗人风刺邪淫，文代姣狂自述。
区分三种，蹊径略同，品骘韵言，不可不知所辨也。夫忠臣谊友，隐跃存恳挚之诚；讽恶嫉邪，言外见忧伤之意。自序说放废，而诗之得失悬殊，本旨不明，而辞之工拙迥异。《离骚》求女为真情，则语无伦次；《国风》溱、洧为自述，亦径直无味。作为拟托，文情自深。故无名男女之诗，殆如太极阴阳之理，存诸天壤，而智者见智，仁者自见仁也。名妓工诗，亦通古义，转以男女慕悦之实，托于诗人温厚之辞；故其遗言，雅而有则，真而不秽，流传千载，得耀简编，不能以人废也。第立言有体，妇异于男。比如《薤露》虽工，惟施于挽郎为称；棹歌纵妙，亦用于舟妇为宜。彼之赠李和张，所处应尔。良家闺阁，内言且不可闻，门外唱酬，此言何为而至耶？自官妓革，而闺阁不当有门外唱酬，丈夫拟为男女之辞，不可藉以为例，古之列女皆然。
夫教坊曲里，虽非先王法制，实前代故事相沿；自非濂、洛诸公，何妨小德出入。故有功名匡济之佐，忠义气节之流，文章道德之儒，高尚隐逸之士，往往闲情有寄，著于简编，禁网所施，亦不甚为盛德累也。第文章可以学古，而制度则必从时。我朝礼教精严，嫌疑慎别，三代以还，未有如是之肃者也。自宫禁革除女乐，官司不设教坊，则天下男女之际，无有可以假藉者矣。其有流娼顿妓，渔色售奸，并干三尺严条，决杖不能援赎。职官生监，并是行止有亏，永不叙用。虽吞舟有漏，未必尽挂爱书；而君子怀刑，岂可自拘司败？每见名流，板镌诗稿，未窥全集，先阅标题。或纪红粉丽情，或著青楼唱和，自命风流倜傥，以谓古人同然；不知生今之世，为今之人，苟于禁令未娴，更何论乎文墨？周公制礼，同姓不婚。假令生周之后，以谓上古男女无别，而渎乱人伦，行同禽兽，以谓古人有然，可乎？名士诗集，先自具枷杖供招，虽谓未识字可矣。
夫材须学也，学贵识也。才而不学，是为小慧。小慧无识，是为不才。
不才小慧之人，无所不至，以纤佻轻薄为风雅，雅者，正也，与恶俗相反。
习染风气谓之俗，纤佻鄙俚皆俗也。鄙俚之俗，犹无伤于世道人心，纤佻之俗，则风雅之罪人也。以造饰标榜为声名，好名之人，未有不俗者也。炫耀后生，猖披士女，人心风俗，流弊不可胜言矣。夫佻达出于子衿，古人所有；矜标流于巾帼，前代所无。盖实不足而争骛于名，已非夫而藉人为重，男子有志，皆耻为之。乃至谊绝丝萝，礼殊授受，辄以缘情绮靡之作，托于斯文气类之通；因而听甲乙于胪传，求品题于月旦。此则钗楼勾曲，前代往往有之；静女闺姝，自有天地以来，未闻有是礼也。
古之妇学，如女史、女祝、女巫，各以职业为学，略如男子之专艺而守官矣。至于通方之学，要于德、言、容、功，德隐难名，必如任、姒之圣，方称德之全体。功粗易举。蚕织之类，通乎士庶。至其学之近于文者，言容二事为最重也。盖自家庭内则，以至天子、诸侯、卿、大夫、士，莫不习于礼容；至于朝聘丧祭，后妃、夫人、内子、命妇，皆有职事。平日讲求不预，临事何以成文？汉之经师，多以章句言礼，尚赖徐生，善为容者，盖以威仪进止，非徒诵说所能尽也。是妇容之必习于礼，后世大儒，且有不得闻也。但观传载敬姜之言，森然礼法，岂后世经师大儒所能及？至于妇言主于辞命，古者内言不出于阃，所谓辞命，亦必礼文之所须也。孔子云：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”善辞命者，未有不深于诗。但观春秋妇人辞命，婉而多风。乃知古之妇学，必由礼而通诗，非礼不知容，非诗不知言。六艺或其兼擅者耳。
穆姜论《易》之类。后世妇学失传，其秀颖而知文者，方自谓女兼士业，德色见于面矣，不知妇人本自有学，学必以礼为本；舍其本业而妄托于诗，而诗又非古人之所谓习辞命而善妇言也。是则即以学言，亦如农夫之舍其田，而士失出疆之贽矣，何足征妇学乎？嗟乎！古之妇学，必由礼以通诗，今之妇学，转因诗而败礼。礼防决，而人心风俗不可复言矣。夫固由无行之文人，倡邪说以陷之。彼真知妇学者，其视无行文人，若粪土然，无行文人学本浅陋，真知学者不难窥破。何至为所惑哉？古之贤女，贵有才也。前人有云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者，非恶才也，正谓小有才而不知学，乃为矜饰骛名，转不如村姬田妪，不致贻笑于大方也。
饰时髦之中驷，为闺阁之绝尘，彼假藉以品题，或誉过其实，或改饰其文。不过怜其色也。无行文人，其心不可问也。呜呼！己方以为才而炫之，人且以为色而怜之。不知其故而趋之，愚矣。微知其故，而亦且趋之，愚之愚矣！女子佳称，谓之静女，静则近于学矣。今之号才女者，何其动耶？何扰扰之甚耶？噫！
妇学篇书后妇学之篇，所以救颓风，维世教，饬伦纪，别人禽，盖有所不得已而为之，非好辨也。说者谓解《诗》与朱子异指，违于功令。不知诸经参取古义，未始非功令也。盖以情理言之，蚩氓妇竖，矢口成章，远出后世文人之上，古今不应若是悬殊。且两汉之去春秋，近于今日之去两汉。汉人诗文存于今者，无不高古浑朴，人遂疑汉世人才，远胜后代。然观金石诸编，汉人之辞，不著竹素；而以金石传后代者，其中实多芜蔓冗阘，与近人不能文者，未始悬殊。可知汉人不尽能文，传者特其尤善者耳。三代传文，当亦如是。必谓彼时妇竖矢音，皆足以垂经训，岂理也哉？朱子之解，初不过自存一说，宜若无大害也。而近日不学之徒，援据以诱无知士女，逾闲荡检，无复人禽之分；则解诗之误，何异误解《金滕》而启居摄，误解《周礼》而启青苗，朱子岂知流祸至于斯极？即当日与朱子辨难者，亦不知流祸之至斯极也。从来诗贵风雅。即唐、宋诗话，论诗虽至浅近，不过较论工拙，比拟字句，为古人所不屑道耳，彼不学之徒，无端标为风趣之目，尽抹邪正贞淫、是非得失，而使人但求风趣。甚至言采兰赠芍之诗，有何关系而夫子录之，以证风趣之说。无知士女，顿忘廉检，从风波靡。是以《六经》为导欲宣淫之具，则非圣无法矣。
或曰：《诗序》诚不可尽废矣。顾谓古之氓庶，不应能诗，则如役者之谣，舆人之祝，皆出氓庶，其辞至今诵之，岂传记之诬欤？答曰：此当日谚语，非复雅言。正如先儒所谓殷盘周诰，因于土俗，历时久远，转为古奥，故其辞多奇崛；非如风诗和平庄雅，出于文学士者，亦如典谟之文，虽历久而无难于诵识也。
以风诗之和雅，与民俗之谣谚绝然不同，益知国风男女之辞，皆出诗人讽刺，而非蚩氓男女所能作也。是则风趣之说，不待攻而破，不待教而诛者也。
至于古人妇学，虽异丈夫，然于礼陶乐淑，则上自王公后妃，下及民间俊秀，男女无不相服习也。盖四德之中，非礼不能为容，非诗不能为言；诗教放通于乐，故《关雎》化起房中，而天下夫妇无不治也。三代以后，小学废，而儒多师说之歧；妇学废，而士少齐家之效；师说歧，而异端得乱其教，自古以为病矣。
若夫妇学之废，人谓家政不甚修耳。岂知千载而后，乃有不学之徒，创为风趣之说，遂使闺阁不安义分，慕贱士之趋名。其祸烈于洪水猛兽，名义君子，能无世道忧哉？昔欧阳氏病佛教之蔓延，则欲修先王之政，自固元气，《本论》所为作也。今不学之徒，以邪说蛊惑闺阁，亦惟妇学不修，故闺阁易为惑也。妇人虽有非仪之诫，至于执礼通诗，则如日用饮食，不可斯须去也。
或以妇职丝枲中馈，文辞非所当先，则又过矣。夫聪明秀慧，天之赋畀，初不择于男女，如草木之有英华，山川之有珠玉，虽圣人未尝不宝贵也，岂可遏抑？
正当善成之耳。故女子生而质朴，但使粗明内教，不陷过失而已，如其秀慧通书，必也因其所通，申明诗礼渊源，进以古人大体，班姬、韦母，何必去人远哉？
夫以班姬、韦母为师，其视不学之徒，直妄人尔。
诗话诗话之源，本于钟嵘《诗品》。然考之经传，如云：“为此诗者，其知道乎？”又云：“未之思也，何远之有？”此论诗而及事也。又如“吉甫作诵，穆如清风，其诗孔硕，其风肆好”，此论诗而及辞也。事有是非，辞有工拙，触类旁通，启发实多。江河始于滥觞，后世诗话家言，虽曰本于钟嵘，要其流别滋繁，不可一端尽矣。
《诗品》之于论诗，视《文心雕龙》之于论文，皆专门名家，勒为成书之初祖也。《文心》体大而虑周，《诗品》思深而意远；盖《文心》笼罩群言，而《诗品》深从六艺溯流别也。如云某人之诗，其源出于某家之类，最为有本之学。其法出于刘向父子。论诗论文，而知溯流别，则可以探源经籍，而进窥天地之纯，古人之大体矣。此意非后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。钟氏所推流别，亦有不甚可晓处。盖古书多亡，难以取证。但已能窥见大意，实非论诗家所及。唐人诗话，初本论诗，自孟棨《本事诗》出，亦本《诗小序》。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；而好事者踵而广之，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。间或诠释名物，则诗话而通于经部之小学矣；《尔雅》训诂类也。或泛述闻见，则诗话而通于子部之杂家矣。此二条，宋人以后较多。虽书旨不一其端，而大略不出论辞论事，推作者之志，期于诗教有益而已矣。
《诗品》、《文心》，专门著述，自非学富才优，为之不易，故降而为诗话。沿流忘源，为诗话者，不复知著作之初意矣。犹之训诂与子史专家，子指上章杂家，史指上章传记。为之不易，故降而为说部。沿流忘源，为说部者，不复知专家之初意也。诗话说部之末流，纠纷而不可犁别，学术不明，而人心风俗或因之而受其敝矣。宋儒讲学，躬行实践，不易为也。风气所趋，撰语录以主奴朱、陆，则尽人可能也。论文考艺，渊源流别，不易知也。好名之习，作诗话以党伐同异，则尽人可能也。以不能名家之学，如能名家，即自成著述矣。入趋风好名之习，挟人尽可能之笔，著惟意所欲之言，可忧也，可危也！
说部流弊，至于诬善党奸，诡名托姓。前人所论，如《龙城录》、《碧云騢》之类，盖亦不可胜数，史家所以有别择稗野之道也。事有纪载可以互证，而文则惟意之所予夺，诗话之不可凭，或甚于说部也。
前人诗话之弊，不过失是非好恶之公；今人诗话之弊，乃至为世道人心之害。失在是非好恶，不过文人相轻之气习，公论久而自定，其患未足忧也。害在世道人心，则将醉天下之聪明才智，而网人于禽兽之域也。其机甚深，其术甚狡，而其祸患将有不可胜言者；名义君子，不可不峻其防而严其辨也。小说出于稗官，委巷传闻琐屑，虽古人亦所不废。然俚野多不足凭，大约事杂鬼神，报兼恩怨；《洞冥》、《拾遗》之篇，《搜神》、《灵异》之部，六代以降，家自为书。唐人乃有单篇，别为传奇一类。专书一事始末，不复比类为书。大抵情钟男女，不外离合悲欢。红拂辞杨，绣襦报郑：韩、李缘通落叶，崔、张情导琴心；以及明珠生还，小玉死报；凡如此类，或附会疑似，或竟托子虚，虽情态万殊，而大致略似。其始不过淫思古意，辞客寄怀，犹诗家之乐府古艳诸篇也。宋、元以降，则广为演义，谱为词曲，遂使替史弦诵，优伶登场，无分雅俗男女，莫不声色耳目。盖自稗官见于《汉志》，历三变而尽失古人之源流矣。
小说、歌曲、传奇、演义之流，其叙男女也，男必纤佻轻薄，而美其名曰才子风流；女必冶荡多情，而美其名曰佳人绝世。世之男子有小慧而无学识，女子解文墨而暗礼教者，皆以传奇之才子佳人，为古之人，古之人也。
今之为诗话者，又即有小慧而无学识者也。有小慧而无学识矣，济以心术之倾邪，斯为小人而无忌惮矣，何所不至哉？
诗话附录诗话论诗，非论貌也。就使论貌，所以称丈夫者，或魁梧奇伟，或丰硕美髯，或丰骨棱峻，或英姿飒爽，何所不可！今则概未有闻，惟于少年弱冠之辈，不曰美如好女，必曰顾影堪怜；不曰玉映冰肤，必曰兰薰蕙质，此亦约略之辞，非一定字样也。不知其意将何为也。甚至盛称邪说，以为礼制，但旌节妇，不褒贞男，以见美男之不妨作嬖；斯乃人首畜鸣，而毅然笔为诗话，人可戮而书可焚矣！男子为娼，古有禁律，其人不学，无由知也。
古今妇女之诗，比于男子诗篇，不过千百中之十一；诗话偶有所举，比于论男子诗，亦不过千百中之十一。盖论诗多寡，必因诗篇之多寡以为区分，理势之必然者也。今乃累轴连编，所称闺阁之诗，几与男子相埒，甚至比连母女姑妇，缀合娣姒姊妹，殆于家称王、谢，户尽崔、卢。岂壶内文风，自古以来，于今为烈耶？君子可欺以其方，其然，岂其然乎？且其叙述闺流，强半皆称容貌，非夸国色，即诩天人，非赞联珠，即标合璧，遂使观其书者，忘为评诗之话，更成品艳之编，自有诗话以来所未见也。
妇女内言不出阃外，诗话为之私立名字，标榜声气，为虚为实，吾不得而知也。诗话何由知人阖阁如是之详？即此便见倾邪，更无论伪饰矣。丈夫姓字，弧矢四方，诗话所名，岂能终秘？其中名德巨公，志其余事；奇才宿望，著其精能；或有身地寒微，表其幽隽；一节可取，藉端留芳；此诚诗话应有事也。今乃玉石不分，苗莠无别，往往诗话识其名姓，邂逅偶遇斯人，实乃风尘游乞，庸奴贱品，助语不辨虚实，引喻全乖向方，臃肿无知，赘瘤可厌，亦不乏其徒焉。此而可邀题品，则真才宿学，宁不以同类为羞乎？乃知闺阁称诗，何从按实？观其镂雕纤曲，酝酿尖新，虽面目万殊，而情态不异，其为窜易饰伪，情状显然。岂无静女名姝，清思佳什？牵于茅黄苇白，转觉恶紫夺朱矣。自炫自媒，士女之丑；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凡人之足以千古者，必有得于古人之所谓诚然，而终身忧乐其中，不顾举世之所为是与非也。倾邪之人，欲有所取于世，则先以标榜声气，骚激人心；又恐人之不为动也，则诱人以好名，甚且倡为邪说，至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，以好名也。夫好名之人，矫情饰伪，竞趋时誉，虽禽兽所不为耳。亦犹椎埋◆箧，亦禽兽所不为。今倡说曰：人之所以异于禽兽，以能椎埋◆箧也，可乎？至于附会经传，肆侮圣言，尤丧心而病狂矣！《论语》：“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？”“疾没世而名不称。”皆妄引为好名之证。
人之所以应传名者，义类多矣。而彼之诱人，惟务文学之名，不亦小乎？
即文学之所以应得名者，途辙广矣。而彼之所以诱人，又不过纤佻轻隽之辞章，才子佳人之小说，男必张生、李十，女必宏度、幼微；将率天下之士女，翩翩然化为蛱蝶杨花，而后大快于心焉。则斯人之所谓名，乃名教之罪人也。
斯人之所谓名，亦有识者所深耻也。
学者亦知雅俗之别乎？雅者，正也，亦曰常也。安其正而守其常，实至而名自归之，斯天下之大雅也。好名者流，忘己徇人，世俗誉之，则沾沾以喜；世俗非之，则戚戚以忧。以世俗之予夺为趋避，是己之所处，方以俗为依归也。且人以好名为雅，好利为俗，尤非也。名者，有所利而好之；所好不同，而其心无异。
故好名之人，其俗甚于好利也。诱人好名者，其罪浮于教人◆箧也。一有名心，即沾俗气。与众争趋，俗安可医？
倾邪之人，必有所恃。挟纤仄便娟之笔，为称功颂德之辞。以揣摩抵掌之谈，运宛转逢迎之术。权贵显要，无不逢也：声望巨公，无不媚也。笔舌不足，导以景物娱游；追随未足，媚以烹庖口味。自记为某贵人品尝属下进馔。又某贵人屡索其姬妾手调饮馔，有谢赏姬人启事。至乃陪公子于青楼，贵人公子，时同句曲。颂娇姿于金屋，贵人受宠，无不详于笔记。尤称绝技，备极精能。贵人公退之余，亦思娱乐。优伶是其习见，狗马亦所常调，数见不鲜，神思倦矣。忽见通文墨之优伶，解声歌之犬马，屈曲如意，宛约解人，能不爱怜，几于得宝。加之便佞间如谐隐，饰情或托山林，自托山林隐遁之流，足迹不离戟辕铃阁。使人误认清流，因而揖之上坐，赐以颜色，假以羽毛。遂能登高而呼，有挟以令，舟车所向，到处逢迎，荧惑听闻，干谒州县。
或关说阴讼，恣其不肖之图；乘机渔色。或聚集少年，肆为冶荡之说。斯乃人伦之蝥贼，名教所必诛。昧者不知，夸其传食列城，风声炫耀，是犹羡仪、衍之大丈夫，而不知其为妾妇所羞也。
声诗三百，圣教所存，千古名儒，不闻异议。今乃丧心无忌，敢侮圣言，邪说倡狂，骇人耳目。六义甚广，而彼谓《雅》、《颂》劣于《国风》；《风》诗甚多，而彼谓言情妙于男女。凡圣贤典训，无不横征曲引，以为导欲宣淫之具，其罪可胜诛乎！自负诗才；天下第一，庸妄无知甚矣。昔李白论诗，贵于清真，此乃今古论诗文之准则，故至今悬功令焉。清真者，学问有得于中，而以诗文抒写其所见，无意工辞，而尽力于辞者莫及也。毋论诗文，皆须学问，空言性情，毕竟小家。彼方视学问为仇雠，而益以胸怀之鄙俗，是质已丧，而文无可附矣。斤斤争胜于言语之工，是鹦鹉猩猩之效人语也，不必展卷，而已知其诗无可录矣。
人各有能有不能，无能强也。鄙俗之怀，倾邪之心，诗则无其质矣。然舍质论文，则其轻隽便给之才，如效鹦鹉猩猩之语，未尝不足娱人耳目；虽非艺林所贵，亦堪附下驷以传名矣。彼不自揣，妄谈学问文章，古文辞颇有才气，而文理全然不通。而其言不类，殆于娼家读《列女传》也。学问之途甚广，记诵名数，特其一端。彼空疏不学，而厌汉儒以为糟粕，岂知其言之为粪土耶？经学历有渊源，自非殊慧而益以深功，不能成一家学也。而彼则谓不能诗者遁为经学，是伏、郑大儒，乃是有所遁而为之，鄙且悖矣！考据者，学问之所有事耳。学问不一家，考据亦不一家也，鄙陋之夫，不知学问之有流别，见人学问眩于目而莫能指识，则概名之曰考据家。夫考据岂有家哉？学问之有考据，犹诗文之有事实耳。今见有如韩、柳之文，李、杜之诗，不能定为何家诗文，惟见中有事实，即概名为事实家，可乎？学问成家，则发挥而为文辞，证实而为考据。比如人身，学问其神智也，文辞其肌肤也，考据其骸骨也，三者备而后谓之著述。著述可随学问而各自名家，别无所谓考据家与著述家也。鄙俗之夫，不知著述随学问以名家，辄以私意妄分为考据家、著述家，而又以私心妄议为著述家终胜于考据家。彼之所谓考据，不过类书策括。所谓著述，不过如伊所自撰无根柢之诗文耳。其实皆算不得成家。是直见人具体，不知其有神智，而妄别人有骸骨家与肌肤家，又谓肌肤家之终胜骸骨家也，此为何许语耶？诗话论诗，全失宗旨。然暗于大而犹明于细，比于杂艺，小道可观，君子犹节取焉。至其妄不自忖，僭论学问文章，直如蜀晴岭雪，奔吠苍黄，每论学问处，辄厌恶如吠所怪。揣籥闻钟，臆言天日。比类则置甲而误联乙丙，摘非则忘衰而核议功缌。剿袭唾余，稍近理者，皆出剿袭，浅显易知。强效不类。学人口气，每失其意。妄虽可恶，愚实堪怜。俚女村姬，臆度昭阳长信；畦氓野老，纷争金马玉堂。大似载鬼一车，使人喷饭满案。岂天夺其魄乎？何为自状其丑，津律有余味耶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