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三十五·选举考八

○童科（小学附）
汉兴，萧何草律曰：“太史试学童，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；又以六体试之，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。吏民上书，字或不正，辄举劾。”
后汉左雄奏召海内名儒为博士，使公卿子弟为诸生，有志操者加其俸禄。及汝南谢廉、河南赵建章年始十二，各能通经，雄并奏童子郎（汉法：孝廉试经者拜为郎，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）。黄琬以公孙为童子郎。臧洪年十五，以父功拜童子郎，知名太学。任延年十二，为诸生，显名太学中，号为：“任圣童”。张堪年十六，受业长安，志美行厉，诸儒号曰“圣童”。杜安年十三，入太学，号“奇童”。黄香年十二，博学经典，京师号曰：“天下无双，江夏黄童。”司马朗十二，试经为童子郎。监试者以其身体壮大，疑朗匿年，劾问朗，曰：“朗之内外，累世长大，朗虽稚弱，无仰高之风，损年以求早成，非志所为也。”监试者异之。
唐有童子科，凡十岁以下能通一经，及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每卷诵文十通者予官，通七者与出身。
广德二年，停童子岁贡。大历三年，又复之，仍每岁令本贯申送礼部，同明经举人之例考试讫，奏闻。十年，再停之。
开成三年，敕：“诸道应荐万言及童子，朝廷设科取士，门目至多，有官者合诣吏曹，未试者即归礼部，文词学艺，各尽其长。此外更有招延，则为冗长。
起今以后，不得更有闻荐，俾由正路，冀绝幸门。”（虽有是命，而以童子为荐者，比比有之）
后唐庄宗同光三年，礼部贡院奏：“今后童子委本州府依诸色举人例考试经解选省，任称乡贡童子，长吏不能表荐。若无本处解送，本司不在考试之限。”
天成三年，敕：“近年诸道解童子，皆越常规，或年齿渐高，或神情非俊，或道字颇多讹舛，或念书不合格文，积成乖敝。此后应州府不考艺能，滥发文解，其逐处判官责罚。仍下贡院将解到童子精加考较，须是年颜不高，念书合格，道字分明，即放及第。”
长兴元年，敕：“童子准往例委诸道表荐，不得解送，每年所放不得过十人，仍所念书并须是正经，不得以诸子书虚成卷数。及第后，十一选集，初任未得授亲民官。”
周太祖广顺三年，户部侍郎、权知贡举赵上交奏：“童子元念书二十四道，今欲添念书通前五十道，念及三十道者放及第。”从之。宋真宗景德二年，抚州进士晏殊年十四，大名府进士姜盖年十二，并长吏以闻。至是，亦召试，殊诗赋各一篇，盖诗六章，赐殊进士出身，盖同学究出身。
后旨复召殊试诗、赋、论，嘉其敏赡，擢授秘书省正字。
王氏《挥麈录》曰：“《真宗实录》，召试神童蔡伯亻希，授官之后，寂无所传。明清因於故书中得其奏状一纸云：‘伏念臣先於大中祥符八年，真宗皇帝遣内臣毛昌达宣召赐对，试诵真宗皇帝御制歌诗，即日蒙恩释褐，授守秘书省正字。臣遭遇之年，方始三岁，及赐臣御诗云：七闽山水多才俊，三岁奇童出盛时。
续蒙宣赴东宫侍仁宗皇帝读书，朝夕亲近，颇历岁年。其后臣年一十七岁，以家贫陈乞差遣，仁宗皇帝圣念矜怜，特依所乞，仍有旨余人不得援例。自兹累历任使，今来本任，至来年二月当满。重念臣生事萧条，累族重大，又无得力儿男可以供侍，一日舍禄，无以为生。幸遇皇帝陛下至仁至治，无一物失所，其於老者惠恤尤深。臣以祥符八年三岁，甲子庚申，即未至衰老，欲望圣慈特赐许臣再任管句江州太平观一任，觊仍廪稍，得养单贫。’盖元丰初，计其年尚未七十，司农少卿，今之朝议大夫也，碌碌无所闻，岂非聪明不及於前时邪？”朱兴仲《续归田录》云：“伯亻希字景蕃，与晏元献俱五六岁以神童侍仁宗於东宫，元献自幼梗介，蔡最柔媚，每太子过门阑高者，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。既践祚，元献被知遇，至宰相；蔡竟不大用，以旧恩常领郡，颇不循法令，或被劾取旨，上识其姓名，必曰：‘藩邸旧臣，且令转官。’凡更四朝，元符初致仕，己八十岁矣。监司荐之，乞落致仕与宫祠，其辞略云：‘蔡伯亻希年八十岁，食禄七十五年。’余谓人生名位固可得，罕得绵长如此者。”
按：史言晏殊以景德二年召试，年十四。仁宗以大中祥符三年生，则仁宗有生之年，殊年已十九。今谓殊与蔡伯亻希俱以五六岁为神童，侍仁宗於东宫，误矣。仁宗即位，以童子赐出身者凡十人。宝元元年，以为无补而罢之。
神宗元丰时，置在京小学，有“就傅”、“初筮”两斋。徽宗政和四年，小学生近千人，尚有继至者，分十斋处之。增教谕俸，不许受У。自八岁至十二岁，率以诵经书字多少差次补内舍、上舍。若能文，从博士试本经、小经义各一道，稍通补内舍，优补上舍。后曹芬以文优，赐同上舍出身。崇宁五年，参在京小学规约，颁之州县小学，州隶教授，县隶学长，其小学生皆自备餐钱附食。至宣和罢其法。
童子科，元丰以后，赐出身者五人。元时，诏礼部自今请试童子诵书，毋收接。大观后，复其科，赐补官者五人。
高宗建炎二年，初试童子。祖宗朝，皆天子亲试，其命官、免举，皆临时取旨，无常格也。
孝宗淳熙八年，始诏分为三等：凡全诵六经、《孝经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，及能文如大经义三道，《语》、《孟》义各一道，或赋及诗各一首，为上等，与推恩；诵书外能诵一经，为中等，免文解两次；止能诵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，为下等，免文解一次。覆试不合格，与赐帛。
宁宗嘉定十四年，诏自今岁取三人，期以季春集阙下，先试於国子监，而中书覆试，为定制焉。
高宗一朝，童子求试者三十有六人，授官者五人（万顷、彭兴宗、张揉、朱虎臣、刘毂）。永免文解者一人（晏章）。免文解者一人（绍兴三年，林佐国始）。
赐帛罢遣者九人（绍兴三年四月）。兄弟童子三人（饶州江安国、定国，戴松、戴滋，又张叟、卿未知何许人）。惟朱虎臣者，能排阵步射及诵《七书》，故补承信郎；刘毂以小校子五岁善骑射，故补校尉。虎臣，浮梁人，既召见，又特赐金带，以宠异之，此亦前所未有。孝宗一朝，童子求试者七十四人，而命官者七人。有吕嗣兴者，衢州人也，四岁能诵《书》、《切韵》、变四声、画八卦。上召见，面俾吟诗，遂授右从政郎，赐钱三百缗，令伴皇孙荣国公读诵，干道八年春也。又有临川王克勤，尤为警敏，初命右从事郎，庐陵李如圭、三山林公洽、何擢并右迪功郎，三山何致远将仕郎，庐陵郭洵直下州文学。
光宗一朝，童子求试者十七人，无补官者。惟从事郎吴刚年九岁，能诵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，以寿圣亲侄孙，特改承务郎，仍依初补法，壬子四月也。
晏元献初以童子召试，遂赐出身，令秘阁读书，久之，即以为正字。干道末，上踵故事，以临川王克勤敏叔为秘书省读书，制禄视正字之半。淳熙初，上幸秘阁，馆职皆迁官，选人改京秩。有司言克勤於上，诏以为文林郎。久之，台官有言其过者，遂除初等职官。后复以锁厅中第，为太学博士。自后未有继者。自置童子科以来，未有女童应试者。自淳熙元年夏，女童林幼玉求试，中书后省挑试所诵经书四十三件，并通，诏特封孺人。
○吏道◎西汉时以试吏入官
路温舒（县狱吏）
卫青（县吏，给事侯家）
公孙弘（狱吏）
张汤（长安吏）杜周（廷尉史）
王（郡、县吏）
陈万年（郡吏）　于定国（狱吏）
龚胜（郡吏）丙吉（鲁狱吏）
赵广汉（郡吏）
尹翁归（狱小吏）
张敞（乡有秩，补太守卒史）王尊（狱小吏）
孙宝（郡吏）　何并（郡吏）
薛宣（都船狱吏）
朱博（亭长，迁功曹）
朱邑（啬夫，迁卒史）
赵禹（佐史）
王温舒（亭长，迁廷尉史）
尹齐（以刀笔吏迁御史）　减宣（佐史）
严延年（郡吏）
尹赏（郡吏）楼护（京兆吏）
王吉（郡吏）　鲍宣（啬夫，补У州丞）
焦延寿（郡吏察举，补小黄令）
公非刘氏《送焦千之序》曰：“东西汉之时，贤士长者未尝不仕郡县也。自曹掾、书史、驭吏、亭长、门、街卒、游徼、啬夫，尽儒生学士为之。才试於事，情见於物，则贤不肖较然。故遭事不惑，则知其智；犯难不避，则知其节；临财不私，则知其廉；应对不疑，则知其辩。如此，则察举易，而贤公卿大夫自此出矣。今时士与吏徒异物，吏徒治文书，给厮役，戆愚无知，集诟无节，乘窥隙，诡法求贷，笞骂﹃辱，安以为已物，故无可以兴善者；而儒生学士之居於乡里，不过闭门养高，其外则游学四方，以崇名誉，然后可以出群过人矣。而欲法前世，一使郡县议其行而察举之，难矣。”
今按：西都公卿士大夫或出於文学，或出於吏道，亦由上之人并开二途以取人，未尝自为抑扬，偏有轻重，故下之人亦随其所遇以为进身之阶，而人品之贤不肖，初不系其出身之或为儒或为吏也。是以张汤、赵周辈之深文巧诋，赵广汉、何并之强明健决，固胥吏气习也。若公孙弘之儒雅，丙吉之贤厚，龚胜之节操，尹翁归之介洁，亦不嫌於以吏发身。则所谓吏者，岂必皆浮薄刻核之流而后始能为之乎？后世儒与吏判为二途，儒自许以雅，而诋吏为俗，於是以繁治剧者为不足以语道；吏自许以通，而诮儒为迂，於是以通经博古为不足以时。而上之人又不能立兼收并蓄之法，过有抑扬轻重之意，於是拘谫不通者一归之儒，放荡无耻者一归之吏，而二途皆不足以得人矣。
和帝永元十四年，初复郡国上计补郎官。
汉制，郡国岁尽遣上计掾史条上郡内众事，谓之计簿。东都上计吏多留补郎官，中尝罢，今复之。桓帝时，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。太尉杨秉等上言：“三署见郎七百余人，帑藏空虚，浮食者众，而不良守相欲因国为池，浇濯衅秽，宜绝横拜，以塞觊觎之端。”自此终桓帝世，计吏无留拜者。
赵壹举郡上计到京师，司徒袁逢受计，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廷中，莫敢仰视，壹独长揖而己。逢异之，让曰：“下郡计吏而揖三公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郦食其长揖汉王，今揖三公，何遽怪哉？”逢敛衽下堂，执其手，延置上坐，坐者皆属观。壹造河南尹羊陟，陟初不见，后延与语，大奇之。西还，谒弘农太守皇甫规，门者不即通，壹遁去。规闻大惊，以书谢曰：“今旦，白有一尉、两计吏，不道屈尊门下（言只以为计吏，不知是壹也），更启乃知己去。如印绶可投，夜岂待旦？”按：以赵壹之文才儒雅，而失身计吏，以取傲忽如此，非深相知者，盖不知其为壹也。
徐氏曰：“东京入仕之途虽不一，然由儒科而进者，其选亦艰，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。以胡广之贤，而不免为郡散吏；袁安世传《易》学，而不免为县功曹；应奉读书五行并下，而为郡决曹吏；王充之始进也，刺史辟为从事；徐稚之初筮也，太守请补功曹。盖当时仕进之路有如此者，初不以为屈也。”
主事，二汉有之。汉光禄勋有南北庭主事，主三署之事，於诸郎之中察茂材者为之（后汉范滂自光禄四行迁光禄主事。时陈蕃为光禄勋，滂执公仪诣蕃，蕃亦不止，滂怀恨投版弃官而去。郭泰闻之曰：“若范孟博者，岂宜以公礼隔之！”蕃乃谢之。又胡伯蕃、公沙穆并为之。）
令史，汉官也。后汉尚书令史十八人，曹有三人，主书。后增剧曹三人，合二十一人，皆选於兰台、符节，精练有吏能者为之（《汉官仪》云：“能通《苍颉》、《史籀篇》，补兰台令史；满岁，补尚书令史；满岁，为尚书郎。后汉韦彪上疏曰：“往时楚狱大起，故置令史以助郎职，而类多小人，好名奸利。今者务简、可皆停省。”）其尚书郎，初与令史皆主文簿，其职一也，即缺，以令史久次者补之。光武始革用孝廉，孝廉耻焉（丁邯以孝廉为郎，称病不就。光武诏问：“实病乎，羞为郎乎？”对曰：“臣实不病，耻以孝廉为令史职耳。”帝怒，杖之数十，诏问：“欲为郎否？”邯曰：“能杀臣者陛下，不能为郎者臣也。”中诏遣出，终不为郎。又郎中袁著诣阙上书，讼梁冀骄暴，冀阴杀之。学生刘常为名儒，素善著，冀召常补令史以辱之。）旧制，尚书郎限满补县长，令史补丞、尉。尚书令郑弘奏曰：“职尊赏薄，多无乐者。请郎补千石，令史为长。”帝从之（《蜀志》：董厥为府令史，诸葛亮称之曰：“董令史，良士也。”后迁至尚书令史、平台事）。
按：成周之制，元士以上，命官也；府史胥徒，庶人之在官者也。然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，则未尝曰官綦贵而吏綦贱也。后世为胥吏者，作奸犯科，不自爱重，放纵於义理之外，故为世所轻，而儒者尤耻与为伍。秦弃儒崇吏，西都因之。萧曹以刀笔吏佐命为元勋，故终西都之世，公卿多出胥吏，而儒雅贤厚之人亦多借径於吏以发身。其时，儒与吏未甚分别，故以博士弟子之明经者补太守卒史，而不以为恧。元、成以来，至东汉之初，流品渐分，儒渐鄙吏，故以孝廉补尚书郎、令史而深以为耻，盖亦习俗使然。然胡广、袁安之进身者亦由郡吏，而丁邯则决不肯为尚书令史，何也？盖东都亦未尝废试吏入仕之涂，故方其未遇，而浮沈里巷无所知名也，则虽郡吏亦屑为之；及其既以孝廉异科荐举征召，则未免自负清流，虽尚书机要之地，亦耻其为郎、令史矣。然考《晋书·百官志》：
“魏青龙二年，尚书陈矫奏置都官、骑兵，合凡二十五郎。每一郎缺，白试诸孝廉能结文案者五人，谨封奏其姓名以补之。”然则丁邯虽誓死不为，而自光武立法之后，孝廉之为郎者遂为久例欤。
都事，晋有尚书都令史八人，秩二百石，与左右丞总知都台事。宋、齐八人；梁五人，谓之五都令史，职与晋同。旧用人常轻，武帝诏曰：“尚书五都，职参政要，非但总领众局，亦乃方轨二丞。顷须求才，未臻妙简，可革用士流，以尽时彦。”乃以都令史视奉朝请（其时以太学博士刘讷兼殿中都，司空法曹参军刘显兼吏部都，太学博士孔虔孙兼金部都，司空法曹参军萧轨兼左民都，宣毅墨曹参军王兼中兵都：五人并以才地兼美历兹选。）
隋开皇初，改都令史为都事，置八人。炀帝分隶六尚书，六人领六曹事。唐因之。主事，后魏於尚书诸司置主事令史。隋於诸省又各置主事令史员。炀帝三年，并去令史之名，但曰“主事”，随曹闲剧而置，每十令史置一主事，不满十者亦一人，杂用士人。唐并用流外。
右历代都事、主事，皆吏长之名也。
西晋令史，朝晡诣都座朝，江左唯早朝而已。贾充为尚书令，以目疾，表置省事吏四人，尚书置省事自此始也。其品职与诸曹令史同（刘卞入太学，试经为台四品吏。访问令写黄纸一鹿车，卞曰：“刘卞非为人写黄纸者也。”访问知，怒，退为尚书令史。姚苌执符坚，遣仆射尹纬诣坚问事。坚见其杰，问曰：“卿於朕世何官？”纬答曰：“尚书令史。”坚曰：“卿宰相材，王景略之俦，而朕不知，宜其亡也。”）。
晋、宋兰台寺正书令史，虽行文书，皆有品秩，朱衣执版。
孔ダ为御史中丞，坐鞭令史，为有司所纠。
梁、陈与晋、宋同。后魏令史亦朱衣执笏，然谓之流外勋品。北齐尚书郎判事，正令史侧坐。书令史、过事令史皆平揖郎，无拜。
自隋以来，令史之任，文案烦屑，渐为卑冗，不参官品。开皇十五年，诏州县佐史三年一代，不得重任。
炀帝以四省、三台皆曰“令史”，九寺、五监、诸府卫皆曰“府史”。於时令史得官甚少，年限亦赊。
牛弘尝问於刘炫曰：“按《周礼》，士多而府史少。今令史百倍於前，减则不济，何也？”炫曰：“古人委任责成，岁终考其殿最，案不重较，文不烦悉，府史之任，掌要目而己。今之文簿，尝虑覆理，锻炼辛苦甚密，万里追证百年旧案，故谚曰：‘老吏抱案死。’今古不同，若此之远也。”弘又曰：“后魏、北齐之时，令史从容而已；今则不遑宁舍，其事何由？”炫曰：“齐氏立州不过十，二州行台递相统领，文书行下，不过十条，今州二百，其繁一也。往者，州唯置纲纪，郡置守丞，县唯令而已。其所具僚，则长官自辟，受诏赴任，每州不过数十。今则不然，大小之官，悉由吏部；纤介之迹，皆属考功，其繁二也。省官不如省事，省事不如清心。官不省而欲从容，其可得乎！”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。
唐武德中，天下初定，京师籴贵，远人不愿仕流外，始於诸州调佐史及朝集典充选，不获己而为之，遂促年限，优以叙次，六七年有至本司主事及上县尉者。
自此之后，遂为宦途。总章初，诏诸司令史考满者，限试一经。时人嗟异，著於谣颂（是岁，京师饥旱，弘文、崇贤、司成三馆学士并放归本贯。又阎立本、姜恪为相，立本善画，恪有边功。当时为之语曰：“左相宣威沙漠，右相驰誉丹青，三馆学士放散，五台令史明经。”）。
张元素少为刑部令史。太宗尝对朝臣问之曰：“卿在隋何官？”对曰：“县尉。”又问未为县尉时，曰：“流外。”又问何曹，元素辱之，出ト殆不能步，色如死灰。褚遂良上疏，以为：“君能礼其臣，乃能尽其力。元素虽寒微，陛下重其材，擢至三品，岂可复对群臣穷其门户？弃宿昔之恩，使之郁结於怀，何以责其仗节死义乎？”上曰：“朕亦悔之。”孙伏伽与元素在隋皆为令史，伏伽於广坐自陈往事，一无所隐。
高宗永徽时，吏部侍郎刘祥道上言：“三省都事、主事、主书，比选补皆取流外有刀笔者，虽欲参用士流，率以俦类为耻，前后相沿，遂成故事。且掖省崇峻，王言秘密，尚书政本，人物所归，专责曹史，理有未尽。宜稍革之，以清其选。”
元宗开元十七年，国子祭酒杨上言：“省司奏限天下明经、进士及第，每年不过百人。窃见流外出身，每岁二千余人，而明经、进士不能居其什一，则是服勤道业之士，不如胥吏之得仕也。若以出身人太多，则应诸色裁损，不应独抑明经、进士也。”
按：张元素事太宗，深以流外为耻。彼创业之时，依乘风，致位将相，其发身微贱，盖有甚於流外者矣，不必耻也。然至明皇时，承平己久，正当分别流品，汰除冗滥，以清仕途，而流外出身，岁不下二千人。盖唐进士科取人颇少，士欲求用，而有所限制，则捷出他径，处秽而不羞矣。
刘晏为度支使，常以为办集众务，在於得人，故必择通敏情悍廉勤之士而用之。至於句检簿书，出纳钱，事虽至细，必委之士类。吏惟书符牒，不得轻出一言。常言：“士陷赃贿，则沦弃於时，名重於利，故士多清修；吏虽廉洁，终无显荣，利重於名，故吏多贪污。”
郑余庆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时主书滑涣与宦人刘光琦相倚为奸，每宰相议为光琦沮变者，令涣往请必得，由是四方赀饷奔委之，弟泳至官刺史。杜佑、郑政颇姑息，而佑常行辈待，不名也。至余庆议事，涣傲然指画诸宰相前，余庆叱去。后涣以赃败，宪宗闻而善之。
唐法，置公廨本钱，与诸司令史主之，号“捉钱令史”，岁满受官（见《赀选门》）。
凡流外，兵部、礼部举人，郎官得自主之，谓之小选。
后唐明宗天成四年，中书奏：“吏部流外铨诸色选人，试判两节，并以优劣等第申奏。文优者，宜超一资注拟，次者依资，又其次者与同类官中比拟。仍准元敕，业文者任征引今古，不业文者但据公理判断。可否不当，罪在有司。”宋太祖皇帝开宝五年，诏：“流外选人，经十考入令、录者，引对方得注拟。
驱使散从官、伎术人，资考虽多，亦不注拟。”
上亲阅诸司流外人，勤归农者四百人。
六年，上知堂后官擅权，多为奸赃，欲更用士人，命选令、录、簿、尉充之。
而有司所选，终不及数，乃召旧任者四人，面加戒励，令复故。
太宗端拱元年，诏河南府法曹参军梁正辞、楚邱县主簿乔蔚等五人为作监丞，充中书堂后官。堂吏拔选人授京官为之，自此始也。二年，上亲试举人，有中书守当官陈贻庆举《周易》学究及第。上知之，令追夺所受敕牒，释其罪，勒归本局。因谓侍臣曰：“科级之设，待士流也，岂容走吏冒进，窃取科名！”乃诏自今中书、枢密、宣徽、学士院，京百司，诸州系职人吏，不得离局应举。至道元年，以堂后官栾崇吉为度支副使。崇吉提点中书五房公事，明习文法，清白勤事，故上越次而如之。即召堂后官、著作郎杨文质为秘书丞，代掌五房事，谓之曰：“汝见擢用栾崇吉否？当自勉励也。”
雍熙时，以堂后官充职事官，仍诏除入谢外不赴朝参，见宰相礼同胥吏。寻又诏：“流外出身，曾坐真徒，历四任，不入令、录。”
真宗咸平元年，诏吏部铨：“凡注诸县令佐，勿得全用流外。”流外补选之例：五省、御史台、九寺、三监、金吾司、四方馆职掌，每岁遣近臣与判铨曹，就尚书省同试律三道，中者补正名，理劳考。后以就试人多怀挟传授，乃有锁院、巡搜、糊名之法。试百司吏人，问律及疏，所对合格，复口诵之，以防怀挟传授之弊。然其自叙劳绩，臣僚为之陈请，特免口诵，谓之“优试”，得优试者率中选。后因言者，遂复减吏部考试百司人，岁以二十人为额，毋得侥幸求优试。神宗熙宁三年，诏中书置检正五房公事官一员，每房各置检正公事二员，并以士人升朝官充。
石林叶氏曰：“枢密都承旨与副承旨，祖宗皆用士人比僚属事，参谋议。真宗后，天下无事，稍稍遂皆用吏人，欧公建言请复旧制，而不克行。熙宁初，始用李评为都承旨。评初受命，文潞公为枢密使，以旧例见之，不为礼。评诉於神宗，上命史官检详故事，以久无士人为之，检不获，乃诏如ト门使见枢密之礼。”按：检正、都承，后来皆从官为之。今观此，则知祖宗立法之初，或命胥吏，或命士人，固无定例也。既胥吏所尝为之官，则宰相所以待之者，宜其礼貌少杀於士大夫。然考之《国史》，检正之初立也，邓绾实为之。邓以上书阿附新法进身，有“笑骂从他笑骂，好官须我为之”之语，则岂以充检正为恧者哉！
知徐州苏轼上言：“昔者以诗赋取士，今陛下以经术用人，名虽不同，然皆以文词进耳。考其所得，多吴、楚、闽、蜀之人；至於京东西、河北、河东、陕西五路，盖自古豪杰之场，其人沈鸷勇悍，可任以事，然欲使治声律，读经义，以与吴、楚、闽、蜀之士争得失於毫之，则彼有不仕而已，故其得人常少。夫惟忠孝礼义之士虽不得志，不失为君子；若德不足而才有余者，困於无门，则无所不至矣。故臣愿陛下特为五路之士别开仕进之门。汉法：郡县秀民，推择为吏，考行察廉，以次迁补，或至二千石，入为公卿。古者不专以文词取人，故得士为多。黄霸起於卒史，薛宣奋於书佐，朱邑选於啬夫，丙吉出於狱吏，其余名臣循吏由此而进者，不可胜数。唐自中叶以后，方镇皆选列校以掌牙兵。是时四方豪杰不能以科举自达者，皆争为之，往往积功以取旄钺。虽老奸巨盗或出其中，而名卿贤将如高仙芝、封常清、李光弼、来、李抱玉、段秀实之流，所得亦己多矣。王者之用人如江河。江河所趋，百川赴焉，蛟龙生之；及其去而之他，则鱼鳖无所还其体，而鲵鳅为之制。今世胥史、牙校皆奴仆庸人者，无他，以陛下不用也。今欲用胥史、牙校，而胥史行文书，治刑狱钱，其势不可废鞭挞，鞭挞一行，则豪杰不出於其。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，用者不可刑。故臣愿陛下采唐之旧，使五路监司、郡守共选士人，以补牙职，皆取人材心力有足过人而不能从事於科举者禄之。以今之庸钱，而课之镇税场务、督捕盗贼之类，自公罪杖以下听赎，依将校法，使长吏得荐其才者，第其功阅，书其岁月，使得出仕，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。朝廷察其异者，擢用数人，则豪杰英伟之士，渐出於此涂，而奸猾之党可得而笼取也。”
按：祖宗时，吏可出仕为官，而外官又可以入为省吏。尝观《欧阳公集·外制》，有堂后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、审官院令史马登可遂州司户、前杭州司理参军范衮可卫尉寺丞充堂后官等制，皆在昭陵之时，盖不特艺祖、太宗朝为然也。今坡公复拳拳欲立吏人出官之法，盖祖宗时，省院要路之吏可以年劳出官，而州县小吏则未有入仕之法。此五路人士既拙於文词，多不能以科目发身，则立试吏之途以收拾之，亦良法也。
哲宗元元年，监察御史上官均言：“百司胥吏，大率积累及二十余年，方得出官。惟三省吏为最优幸，凡千点检诸司文书，率随其司酬奖减年，出官最速；其未愿出官者，坐理资任，至为郡守。宜加裁抑，使毋过厚，则杂流可以少损。”
先时，中书堂后官、提点五房官，虽未至员外郎，奏补听如旧制。至崇、观时，蔡京优待堂吏，往往至中奉大夫，或换防御使、观察使，由此任子百倍以前。
《朝野杂记》曰：“堂后官者，三省诸房都录事也。补职及一年，改宣教郎；五年，愿出职者与通判；十年以上，予郡。建炎初，李伯纪为相，建请堂吏出职止通判。从之，迄今不改。”又曰：“凡吏职年满，依法补授将仕郎；后有恩赏者，许循修职郎，用考第开升，至从政郎止。其不因年劳，非泛补授者，未得注拟，具元补因依奏裁。”○赀选进纳
汉文帝从晁错之言，令民入粟边，六百石爵上造（第二等），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（第九等），万二千石为大庶长（第十八等），各以多少级数为差。景帝二年，诏曰：“人不患其不知，患其为诈也；不患其不勇，患其为暴也；不患其不富，患其无厌也。其唯廉士寡欲易足，令赀算十以上得官（服虔曰：
“訾万钱、算百二十七也。”应劭曰：“古者，疾吏之贪，衣食足知荣辱，限訾十算，乃得为吏。十算，十万也。贾人有财，不得为吏，廉士无訾，又不得官，故减訾四算得官矣。‘訾’与‘赀’同。”），廉士算不必众，有市籍不得官，无訾又不得官，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，亡令廉士久失职，贪夫长利。”
按：汉初，限訾富者乃得官，盖恐其家贫而为吏则必贪故也。然致富者多贾人，而贾人又不得为吏（有市籍即贾人也），然则訾不及算与及算而为贾人者，皆不可以为官，则所限者众矣。故景帝诏减作訾算四乃得官云。
景帝时，上郡以西旱，复修卖爵令，而裁其价以招人（裁谓减省）；及徒复作，得输粟於县官以除罪。
武帝时，董仲舒对策言：“选郎吏又以富赀，未必贤也。”
武帝即位，干戈日滋，财赂衰耗而不赡，入物者补官，出货者除罪，选举陵迟，廉耻相冒，兴利之臣自此始也。其后府库益虚，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，为郎增秩，及入羊为郎，始於此。
元朔五年，置赏官，命曰武功爵（《茂陵中书》有武功爵，一级曰造士，二级曰闲舆卫，三级曰良士，四级曰元戎士，五级曰官首，六级曰秉铎，七级曰千夫，八级曰乐卿，九级曰执戎，十级曰左庶长，十一级曰军卫。此武帝所制，以宠军功），级十七万，凡直三十余万金（《索隐》曰：“大颜云：‘一金，万钱也。计十一级，级十七万，合百八十七万金。’而此云三十余万金，其数必有误者。”顾氏按：“或解云，一级十七万，自此以上，每级加一万，至十七级，合成三十七万也。”或说：“‘七’当为‘一’，即十一级，衍‘万’字，其曰直三十余万者，盖卖爵必级级少增其价，至直三十余万金也。”）。诸买武功爵官首者，试补吏，先除（官首，武功爵第五也。位稍高，故得试为吏，先除用也；）
千夫如五大夫（千夫，武功爵第七级。五大夫，旧二十等爵第九级也。言千夫爵秩比於五大夫，故杨仆以千夫为吏，殆谓此），其有罪又减二等。爵得至乐卿（乐卿，武功爵第八。言买爵唯得至第八也），以显军功。军功多，用越等，大者封侯、卿、大夫，小者郎吏。吏道杂而多端，则官职废耗。
元狩四年，除故盐铁官家富者为吏，吏道益杂，不选，而多贾人矣。元鼎二年，始令史得入补官，郎至六百石（师古曰：“吏更迁补高官，郎又就增其秩，得至六百石也。”）。
元鼎三年，所忠言：“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，弋猎博戏，乱齐民。”乃征诸犯令，相引数千人，命曰“株送徒”，入财者得补郎，郎选衰矣（言被牵引者为其根株所送，当充徒役；而能入财者，即当补吏）。
按：汉初，入仕之途，不加澄汰。惧民之弃本逐末而储蓄不丰也，遂立为入粟之法；惧吏之贫乏无藉而贪欲无厌也，遂立为赀算之法。虽有愧於古人任贤使能之意，然犹不过随时以救弊，而上之人初未尝利其财也。至武帝，以征伐之余，用度不足，始立赏官，明开鬻卖之门，入者，入羊者，入奴婢者，煮盐冶铁者，皆得入仕。至株送之法行，则陷之以罪罟，以取其财，而复酬之以官，於是名器益滥矣。
西汉以赀为郎：（如淳曰：“汉制，赀五百万得为常侍郎。”）
张释之　司马相如
《杨恽传》：“恽迁中郎将。郎官故事，令郎出钱市财用，给文书，得出，名曰‘山郎’（山，财用之所出，故取名焉）。移病尽一日，辄偿一沐（言出财用者，虽非休沐，常得在外也），或至岁余不得沐。其豪富郎，日出游戏，或行钱得善部，货赂流行，转相放效。恽为中郎将，罢山郎，移长度大司农，以给财用（长，久也。一岁之调度。言总一岁所须财物，文书调度，移司农以官钱给之）。
其疾病、休谒、洗沐，皆以法令从事，有罪辄奏免，荐其贤者。郎官化之，莫不自励。绝请谒货赂之端，宫殿翕然称之。”
《贡禹传》“禹言：‘孝文时，贵廉洁，贱贪污，贾人、赘婿及吏坐赃者，皆禁锢不得为吏，赏善罚恶，不阿亲戚，罪白者伏其诛，疑者以与民，毋赎罪之法，固令行禁止。武帝始临天下，尊贤用士，辟地广境，自见功大威行，遂从嗜欲，用度不足，乃行一切之法，使犯法者赎罪，入者补吏，是以天下奢侈，官乱民贫，盗贼并起，亡命者众。郡国恐伏其诛，则择便巧史书，习於计簿，能欺上府者，以为右职；奸轨不胜，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，以苛暴威服下者，使居大位。故亡义而有财者显於世，欺谩而善书者尊於朝，悖逆而勇猛慧贵於官。故俗皆曰：“何以孝弟为？财多而光荣。何以礼义为？史书而仕宦。何以谨慎为？
勇猛而临官。”故黥劓而髡钳者，犹复攘臂为政於世，行虽犬彘，家富势足，目指气使，是为贤耳。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，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。察其所以然，皆以犯法得赎罪，求士不得真贤，相、守崇财利诛，不行之所致也。今欲兴至治，致太平，宜除赎罪之法。相、守选举不以实，及有赃罪者辄诛，亡但免官，则争尽力为善，贵孝弟，贱贾人，进真贤，举实廉，而天下治矣。”
按：《杨恽传》所载，及贡禹所言，大概皆为赀郎设也。任官不以材德选，而徒择其赀力之富厚，岂理也哉！然赀郎之见於《汉史》者，惟张释之、司马相如。释之十年不得调，有“久宦减仲产”之叹；相如亦谢病免归成都，家徒四壁立。盖其初非以德选，遂为世所轻，而宦亦不达，故资产之富厚者，反因游宦而贫。虽以释之之才，相如之文，苟非一日他有以见知人主，自致显荣，则必为赀郎所累，终身坎Б矣。士之所以进身者，其发轫可不审哉！
《黄霸传》：“冯翊以霸入财为官，不署右职，使领郡钱计。”夫输财於官而得仕者，犹不以右职畀之，况徒以其家资之厚而予之官者乎？
○输财得官卜式（武帝时，上书愿输家财半助边，不报；再献钱三十万，拜郎中。后为御史大夫，封侯）
黄霸（武帝末，以待诏入钱赏官，补侍郎谒者，坐同产有罪劾免；后复入沈黎郡，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，至丞相）杨仆（以千夫为吏。
一千夫即武功赏第七级。至楼船将军，封侯）
东汉安帝永初三年，三公以国用不足，奏令吏人入钱得为关内侯、虎贲、羽林郎、五大夫、官府吏、缇骑营士各有差。
桓帝延熹四年，占卖关内侯、虎贲、羽林、缇骑营士、五大夫钱各有差。
灵帝光和元年，初开西邸卖官，自关内侯、虎贲、羽林入钱各有差。私令左右卖公卿，公千万，卿五百万。
《山阳公载记》曰：“时卖官，二千石二千万，四百石四百万，其以德应选者半之，或二分之一，於西园立库贮之。”
中平四年，卖关内侯，假金印紫绶，传世，入钱五百万。时开鸿都门，榜卖官爵，公卿、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。其富者则先入钱，贫者到官而后倍输，或因常侍、阿保别自通达。是时，段闾、樊陵、张温等虽有功，勤名誉，然皆先输货财而后登公位。崔烈时因傅母入钱五百万，得为司徒，及拜日，帝曰：“悔不小靳，可至千万。”烈於是声誉衰减。
帝欲以羊绩为太尉，时拜三公者皆输东园礼钱千万，中使督之，名为左驺，其所之往，辄迎致礼敬，厚加赠赂。绩乃坐使人於单席，举袍示之，曰：“臣之所赀，惟此而己。”左驺白之，帝不悦，以故不登公位。
刘陶为京兆尹，到职当出修宫钱直千万（时拜职名当出买官之钱，谓之修宫钱，）陶既清贫，而耻以钱买职，称疾不听政。帝重陶才，原其病。
武帝、灵帝卖官之事同，而其指意则异。武帝取之於豪富之百姓，盖风以毁家纾国之公谊，故卜式、黄霸虽以赀财进身，而不害其为名士也。灵帝取之於贪饕之公卿，盖纵其剥下媚上之私心，故崔烈，张温虽以公誉登仕，而无救其为小人也。晋武帝太康三年，问司隶校尉刘毅曰：“朕可方汉何帝？”毅曰：“桓、灵。”帝曰：“吾虽德不及古人，犹克己为治，南平吴会，混一天下，方之桓、灵，不己甚乎？”对曰：“桓、灵卖官钱入官库，陛下卖官钱入私门，以此言之，乃不如也。”
后魏明帝时，孝宣二年初，承丧乱之后，仓廪虚罄，遂班入粟之制：输粟八千石赏散侯，六千石散伯，四千石散子，三千石散男；职人输七百石赏一夫阶，授以实官；白人输五百石听依第出身，千石加一大阶；诸沙门有输粟四千石入京仓者，授本州统，各有差。唐置公廨本钱，以诸州令史主之，号“捉钱令史”，每司九人，补於吏部。
所主才五万钱，以下市肆贩易，月纳息钱四千，岁满授官。谏议大夫褚遂良上言：“七十余司，更一二载，捉钱令史六百余人受职。太学高第、诸州进士，拔十取五，犹有犯禁罹法者，况廛肆之人苟得无耻，不可使其居职。”太宗乃罢捉钱令史，复诏给百官俸。又令：文武职事三品以上给亲事、帐内。以六品、七品子为亲事，以八品、九品子为帐内，岁纳钱千五百，谓之品子课钱。凡捉钱品子无违负者，满二百日，本属以簿附朝集使上於考功、兵部，满十岁，量文武授散官。
至德二年七月，宣谕使、侍御史郑叔清奏：“承前诸使下召纳钱物，多给空名告身，虽假以官，赏其忠义，犹未尽才能。今皆量文武才艺，兼情愿稳便，据条格议，同申奏闻，便写告身。诸道士、女道士、僧、尼如纳钱，请准敕回授余人，并情愿还俗、授官勋邑号等亦听；如无人回授及不愿还俗者，准法不合畜奴婢、田宅、赀财，既助国纳钱，不可更拘常格。其所有赀财，能率十分纳三分助国，余七分并任终身自荫，身殁之后，亦任回与近亲。又准敕纳钱百千文，与明经出身，如曾受业，粗通帖策，修身谨行，乡曲所知者，量减二十千文；如先经举送到省落第，灼然有凭，帖策不甚寥落者，减五十千文；若粗识文字者，准元敕处分；未曾读学，不识文字者，加三十千。应授职事官并勋阶号及赠官等，有合荫子孙者，如户内兼荫丁、中三人以上免课役者，加一百千文，每加一丁、中，累加三十千文。其商贾准令所在收税，如能据所有赀财十分纳四助军者，便与终身优复；如於敕条外有悉以家产助国，嘉其竭诚，待以非次；如先出身及官资，并量资历好恶，各据本条格例节级优加拟授；如七十以上情愿授致仕官者，每色内量十分减二分钱。”（时属幽寇内侮，天下多虞，军用不充，权为此制，寻即停罢。）元和十二年，诏：“入粟助边，古今通制。如闻定州侧近秋稼方登，念切救人，不同常例。有人能於定州纳粟五百石者，放优出身，仍减三选；一千石者，无官便授解褐官，有官者依资授官；二千石者，超两资。如先有出身及官，情愿减选者，每三百石与减一选。”又敕：“入蕃使不得与私觌正员官告，量别支给，以充私觌。”
旧例，使绝域者许卖正员官十员，取赀以备私觌。虽优假远使，殊非典法，故革之。
十五年，复其制，入回鹘使仍旧与私觌正员官十三员，吐蕃使八员。
宋兴以来，所重者独进士，若纳粟授官，止赎刑而己，於民政无预也。
神宗熙宁元年，行入粟补官法，出将作监主簿、助教告敕七十道，付河北安抚司募人入粟。寻又赐河东空名敕诰。
徽宗宣和三年，臣僚言：“元丰所立进纳官法，多所裁抑，应入令、录及因赏得职官，止与监当，该磨勘者即换授降等，使臣仍不免科率，法意深矣。迩者，东南用兵，民入金，皆得补文武官，理选依限如官户，此不便也。且富而入纳者，皆尝与不入纳者均受科取，今复其户不输，是得数千缗於一日，而失数千斛於无穷也。况大户得复则移其科於下户，下户重贫，州县缓急，当责何人办事？
况不注监当，不限磨勘，与士大夫泾渭并流，驽骥同皂，又弊之大者。乞改用进纳本法。”诏：“近东南捕贼，入金粟而补之官，与常平法进纳者异。可如已命毋改。该注亲民官，而有田业在所莅，其毋得注。”高宗绍兴二十年，用吴逵言，置力田科，命江、浙、福建监司守臣募民往两淮开垦田地。岁收五百石归官庄者，免本户差役；七百石，补进义副尉；至四千石，补进武校尉，并作力田出身。其被赏后再开垦及元数，许参选如法，理名次在武举特奏名出身之上，遇科场许赴转运司应举。
孝宗淳熙二年，诏进纳补官请举年及合免举之人，许纳补授文书，直赴南省。
七年，中书门下省言：“湖南、江西旱伤，立赏格以劝积粟之家，凡出米振济，系崇尚义风，不与进纳同。一千石，补进义校尉，愿补不理选将仕郎者听；二千石，补进武校尉，如系进士，与免文解一次；四千石，补承信郎，如系进士，与补上州文学；五千石，补承节郎，如系进士，补迪功郎。
○方伎
西汉卫绾以戏车为郎，事文帝（仕至丞相）。邓通以濯船为黄头郎（佞幸）。周仁以医见，景帝为太子时，为舍人（仕至侍中）。吾邱寿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诏（仕至大中大夫）。荀彘以御见，侍中。武帝时，虞初以方士侍祠，东郭先生以方士待诏公车。武帝即位，博开艺能之路，悉延百端之学，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，绝伦超奇者为右，亡所阿私（《龟传》）。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赵定、龚德，皆召见待诏，伍宏以医待诏。
成帝时，言祭祀、方术者皆得待诏。又有本草待诏（《郊祀志》）。
范晔《东汉书·方伎传》论曰：“汉自武帝颇好方术，天下怀挟道艺之士，莫不负策抵掌，顺风而届焉（谓李少翁、栾大之徒）。后王莽矫用符命。及光武，尤信谶言，士之赴趋时宜者，皆骋驰穿凿，争谈之也。故王梁、孙咸名应图，越登槐鼎之任，郑兴、贾逵以附同称显，桓谭、尹敏以乖忤沦败。自是习为内学，尚奇文，贵异数，不乏於时矣。是以通儒硕生，忿其奸妄不经，奏议慷慨，以为宜见藏摈（谓桓谭、贾逵、张衡之流）。子长亦云：‘观阴阳之书，使人拘而多畏。’盖谓此也。”
※《东汉书·方术传》所载在仕路者
任文公（善天官风角，仕至司空掾）
郭宪（善术，仕至光禄勋）
许杨（善术，晓水脉，仕至都水掾）
王乔（有神术，仕至县令）
谢夷吾（善风角，仕至太守）
李（善《河洛》风星，以孝廉举，仕至司徒）
樊英（善风角、星算，《河洛》七纬，推步灾异。以隐士聘，任至光禄大夫）
公沙穆（善《河洛》步推之术，仕至弘农令）
单（善天官算术，仕至汉中太守）韩说（善图纬，仕至江夏太守）。按：史所载两汉士大夫明方术，善技艺，而在仕途有至大官者，如卫绾、周仁、吾邱寿王，则假方术以进，而自他有文行以取显贵者也；如李、樊英之徒，则虽善方术，而本不假此以进身取位者也。然考《东汉书·方术传》所载，则终身肥遁，不求闻达者甚多，有不应辟举者，有变姓名不知所终者，真贤士也。其与后世之以一伎自名，而奔走形势之涂，以为干名徇利之阶者，大有迳庭矣。
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为散骑侍郎，礼部尚书李纲谏曰：“古者，乐工不与士齿，虽贤如子野、师襄，皆终身继世，不易其业。唯齐末封曹妙达为王，安马驹为开府，有国家者以为殷监。今天下新定，建义功臣行赏未遍，高才硕学犹滞草莱，而先擢舞胡为五品，使鸣玉曳组、趋跄廊庙，非所以规模后世也。”上不从，曰：“吾业已授之，不可追也。”
故事，伎术官皆本司定，送吏部附申。谓秘书、殿中、太常、左春坊、太仆等伎艺之官，唯得本司迁转，不得外叙。若本司无阙，听授散官；有阙，先授。若再经考满者，听外叙。唐制，凡医术不过尚药奉御，阴阳、卜筮、图书、工巧、造食、音声及天文，不过本色局署令，鸿胪译语不过典客署令。
中宗神龙元年，太白山人郑普思以方术除秘书监。其年，又除方术人叶静能为国子祭酒。
元宗开元七年，敕：“出身非伎术而以能任伎术官者，听量与员外。其选叙考劳，不须拘伎术例。”
天宝十三载，吏部奏：“准格，伎术官各於当色本局署员外置，不得同正员之数。”从之。文宗太和五年，敕：“诸色艺能授官，今后如有罪犯停职者，委本司牒报吏部，不在叙用限。”
后唐庄宗同光二年，初，胡柳之役，伶人周匝为梁所得，帝每思之。入汴之日，匝谒见於马前，帝甚喜。匝涕泣言曰：“臣所以得生全者，皆梁教坊使陈俊、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之力也。愿就陛下乞二州以报之。”帝许之。郭崇韬谏曰：“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，皆英豪忠勇之士。今大功始就，封赏未及一人，而先以伶人为刺史，恐失天下心。”既而伶人屡以为言，帝谓崇韬曰：“吾已许匝矣，使吾惭见此三人。公言虽正，当为我屈意行之。”乃以俊为景州刺史，德源为宪州刺史。时亲军有从帝百战未得刺史者，莫不愤叹。
宋太祖皇帝开宝十年，诏：“司天台学生及诸司伎术工巧人，不得拟外官。”
教坊使卫德仁以老求外官，且援同光故事乞领郡。上曰：“用伶人为刺史，此庄宗失政，岂可效之邪！”宰相拟上州司马，上曰：“上佐乃士人所处，资望甚优，亦不可轻授，此辈但当於乐部迁转。”乃以为太乐署令。
真宗天禧元年，诏：“伎术人虽任京朝官，审刑院不在磨勘之例。”鲁国长公主以赵自化药饵有功，请授尚食使兼医官院事。上曰：“自化顷因雍王元份以求刺郡，寻谕以方术之流不可任郡。今复有此请，命枢密使召戒之。”
干兴元年，中书言：“旧制，翰林医官、图画、琴棋待诏转官，止光禄寺丞；天禧四年，乃迁至中允、赞善、洗马同正。请勿逾此制，惟特恩至国子博士而止。”
徽宗大观四年，并书学生入翰林书艺局，画学生入翰林图画局，医学生入太医局，而算书生则归之太史局（画学、医学等并见《学校考》）。